唯物主义历史观是沿着两个方面发展的：一方面是通过劳动揭示物质资料生产的作用，发现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另一方面是从肯定人的主体地位，发现人民群众的伟大作用。这两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的。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从物质资料生产是历史发源地的观点出发，驳斥了鲍威尔蔑视群众的唯心史观，对人民群众的伟大历史作用作了深刻的论述。
鲍威尔一伙极力抬高自我意识的作用，贬低物质生产的意义。他们无视劳动者是物质财富创造者这一事实，断言工人什么也没有创造，据说“为了创造一切，就需要某种比工人的意识更强有力的意识”。在他们看来，只有他们的思想创造物才是有意义的，才算是“一切”，而工人的劳动是“平凡的工作”，是“始终是为了满足他们自己的需要的某种单一的工作”。他们把抽象的思辨活动，置于物质生产活动之上。《神圣家族》驳斥了这种“疯话”。他们说：“批判的批判什么都没有创造，工人才创造一切，甚至就以他们的精神创造来说，也会使得整个批判感到羞愧。英国和法国的工人就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43]
鲍威尔一伙把真理同群众对立起来。他们以嘲笑的口吻说，群众以为自己占有许多不言而喻的真理，实际上真理与群众无关。真理是自己论证自己，群众既不能认识真理，也不能占有真理。这样，真理和群众是对立的：“它不是面向经验的人，而是面向‘心灵的深处’，它为了成为‘真正被认识了的’真理，不去影响居住在英国的地下室中或是法国库房的阁楼里的人的粗糙的躯体，而是通过他的整个唯心主义的肠道‘徐徐伸展’。”[44]群众是愚昧的，拥有真理的是“批判的批判”者们，全部真理都埋藏在他们的唯心主义肠道之中。实际上鲍威尔一伙是贫乏的，他们除了说一些空洞的、最简单的、不言而喻的东西而外，对真理一无所知，而最终会把握历史真理的是一切“真理的精华”——人类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