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是一个孜孜不倦的学者，又是一个伟大的斗士。他一生都在和各种错误思潮的斗争中坚持和发展自己的科学理论。当马克思清算了“真正社会主义”后，他与蒲鲁东的斗争处在突出的地位。
蒲鲁东自有他的历史地位，但从科学理论上看他是拙劣的。这个法国人，在他的同胞面前似乎是擅长德国思辨的哲学家，而在德国人面前又俨然是卓越的经济学家。其实他两者都不是。对于1844年就同他交往，既精通德国古典哲学又熟悉英法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马克思来说，“蒲鲁东先生彻头彻尾是个小资产阶级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1]。蒲鲁东在1846年出版的《经济矛盾体系，或贫困的哲学》，就是以唯心史观为核心，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庸俗化的赝品。
马克思在1846年12月28日致巴·瓦·安年柯夫的信中，随后又在《哲学的贫困》中，对蒲鲁东的经济观点、哲学观点、改良主义的社会政治观点进行了驳斥，并在论战中正面阐发了一系列重要理论，其中最主导的就是唯物史观。梅林推崇《哲学的贫困》，认为“这部书不但是马克思生活上的一个里程碑，而且也是科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2]。他的主要着眼点也是唯物史观。
马克思在驳斥蒲鲁东把相互联系的各种经济关系看成仅仅是前后相继的关系时强调，“每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关系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3]。这种社会整体观，即把社会各个组成要素看成是相互制约的整体观念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极其深刻的。蒲鲁东把同一社会中的各种社会关系，按照时间的顺序排列，片面强调它们在时间上的先后序列，而抹杀它们同时并存的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关系。这种单线的、按时间顺序的排列，实际上是把统一的社会的各个方面分割开来，变成由一个产生另一个的不同社会阶段。统一的、有机的社会立体结构，变成分裂的、没有生命活力的平面图。这是对人类社会有机体的歪曲。马克思在批评蒲鲁东时指出：“谁用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构筑某种思想体系的大厦，谁就是把社会体系的各个环节割裂开来，就是把社会的各个环节变成同等数量的互相连接的单个社会。其实，单凭运动、顺序和时间的逻辑公式怎能向我们说明一切关系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呢？”[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