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生产方式一样，每个时代的意识形态也有自己的特征。从14世纪逐步兴起的抽象人道主义历史观，广泛渗透到文学、艺术、道德领域，并在很长时期内处于支配地位。蒲鲁东对历史的看法，并没有跳出这个圈子，尽管他力图用抽象平等观来解释李嘉图学说，从中引出有利于劳动者的结论。
蒲鲁东在《贫困的哲学》的前言中，假定上帝的存在，设想宇宙之内有一种不可知的力量在引导着星群和原子，并使整个宇宙转动起来，甚至断言自己“需要有关上帝的这个假设来树立社会科学的权威”，实际上蒲鲁东并不允许上帝干涉尘世生活。和历史上的人道主义者一样，在人与神的问题上，蒲鲁东强调的是人与神的对立：“上帝是和人类相矛盾的，正如慈善是和正义矛盾的；圣德是完善的理想，是和可完善性相矛盾的；王权是立法权力的理想，是和法律相矛盾的等等。”因此他提出：“为了医治盲目信仰，不是把人类和上帝看成同一的东西——这等于在社会经济方面肯定共有共享，在哲学方面肯定神秘主义和原有状态——而是给人类证明，如果有一个上帝的话，上帝是人类的仇敌。”[15]
蒲鲁东公开宣称：“我不反对人道主义，我继承人道主义。”[16]并且摒弃他在《贫困的哲学》前言中提出的关于上帝存在的假设，认为，“从今以后，如果再次描述神学的假设，这等于在科学上重新后退。唯一应该重视的是社会，是人”[17]。为了表示自己所说的人道主义不同于抽象人道主义，蒲鲁东甚至批评认为人性天生丑恶的性恶论，批评卢梭认为人性善良而社会与文明使人堕落的论点，反对把人设想为脱离现实的抽象存在物的做法，认为“这就是放弃了真实性来抓住一个影子，就是说，真正的人并不是实际的人，就是说，要得到真正的人，人类的理想必须超时间，到永恒中去”[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