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当时的欧洲来说，法国是政治斗争最尖锐、最典型、最激烈的国家。1848年法国的二月革命，成为点燃德国、奥地利、匈牙利、捷克革命烽火的“信号弹”。
法国的二月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是工业资产阶级反对金融贵族专横统治的革命。巴黎工人参加了这次革命，但资产阶级独占了胜利果实。以临时政府名义实行统治的并不是工人们期待的“社会共和国”，而是以路易·勃朗和阿尔伯为装饰品的资产阶级专政。
马克思关注的不只是二月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而是它的意识形态的幻想。二月革命的旗帜是自由、平等、博爱，似乎彼此对立的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在博爱的号召下共同战斗。博爱——这就是二月革命所宣告的，用大号字母写在巴黎的三角墙上、写在每所监狱上面、写在每所营房上面的口号。人们仿佛又回到了法国的1789年，向后倒退了半个世纪。其实1848年的二月革命不同于1789年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1789年的革命并不只是法国的革命，而是欧洲范围的革命，它不是社会中某一阶级的胜利，而是宣告了欧洲新社会的政治制度的胜利，资本主义社会对封建社会的胜利。而就世界范围来说，它不仅反映了法国的要求，而且反映了世界的发展趋势。这是一个时代的进步。当时，自由、平等、博爱是进步的旗帜，是动员一切被压迫阶级起来共同战斗的旗帜。1848年的革命不同。资产阶级不仅反对封建制度，而且感受到无产阶级强大的威胁。资产阶级腹背受敌。它想利用人民作为国王的避雷针，又想利用国王作为人民的避雷针。它在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下动员无产阶级起来为其火中取栗，又随时准备镇压胆敢提出自己要求的无产者。
法国由二月革命发展到六月革命证实了这一点。当资产阶级在二月革命取得政权后，战场上只剩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积极筹建自己的武装，并以救济失业为名把大批工人赶向国家工场。当工人试图捍卫自己争得的权利时，资产阶级就以武力镇压。在巴黎无产阶级的六月起义中，无产阶级受到残酷的迫害，1.1万多人被屠杀，2.5万多人被监禁、流放和服苦役，巴黎淹没在血泊之中。事实表明，“博爱”只有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利益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只有在无产阶级不威胁资产阶级利益的范围内才存在。一当无产阶级敢于作为一个具有自己利益和要求的单独阶级来反对它的时候，它就会把“‘自由，平等，博爱’这句格言代以毫不含糊的‘步兵，骑兵，炮兵’”[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