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马人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与讨论是由诸多冲突和疑问引发的。在1949年以前这一群体沿袭历史旧称，被称为“白马番”或“西番”。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民族识别中定为藏族。
1978年9月，费孝通先生在政协全国委员会民族组会议上指出“民族识别工作并没有结束”，而他把白马人作为我国民族识别工作上“遗留的问题”和“未解决的问题”提出来。此后，白马人族属问题便成为学术研究上的一个焦点问题。1978年四川省民族事务委员会成立“四川省民委民族识别调查组”，在四川平武的白马与木座两乡进行调查，1978年和1979年召开了两次关于白马人族属问题的学术讨论会，1986年12月8日，四川省民委又在成都召开了“白马藏族”族属问题座谈会。在这几次讨论会上，云集了民族学、历史学、语言学和藏学学者，专家们各执一词，并且都有相当充分的论据，有关白马人族属问题的认识大致分为氐族说、藏族说、羌族说和待定民族说几种观点。
一、氐族说
持此观点的学者提出我国史籍上记载的有关氐人的情况与“白马藏人”的语言习俗有许多相似之处。学者们将《魏略·西戎传》中有关氐人的语言、习俗等记载与今天的白马人进行比较认为，首先，这种语言状况与今日白马语很相似。白马语是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一支独立语言，但绝大多数白马人又能通晓汉语、藏语。当他们回到本民族聚居的村寨时“则自氐语”[1]。其次，姓和名也与以上关于氐人的记载相同，白马人有自己的姓氏，尤以杨姓居多，这可能与历史上著名的“仇池杨氏”这个大族有关。作者还引用南坪县大陆土司七介秀（藏族）所语：要区别我县真假藏族，只要看他有没有姓，若有姓（指下塘的“白马藏人”）就是假藏族；若无姓（指上塘的藏族）就是真正的藏族。[2]再次，从婚姻、房屋、服饰等方面一一列举了白马人与氐人的诸多相似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