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小先生制
在陶行知看来儿童是中国实现普及教育的重要力量。基于旧中国当时的国情，要像资本主义国家这样举国家力量来实施普及教育难度非常大，因此他提出“即知即传”的“小先生制”。“小先生制”指人人都要将自己认识的字和学到的文化随时随地教给别人，而儿童是这一传授过程的主要承担者。尤其重要的是“小先生”的责任不只在教人识字学文化，而在“教自己的学生做小先生”。由此将文化知识不断延绵推广。先生在“从穷人教育想到穷国教育”中提到，旧中国的教育就是教人做“守知奴”，一家人辛辛苦苦的劳动供一个小孩上学，等父母脊背驼了，兄弟姐妹短命死了，吃着没知识人的饭，还嫌人家不卫生，受人栽培和恩惠还骂人愚笨。这条教育之路是灭亡之路。生命之路应该是学生日里学的知识和技能，晚上便献于父母，教导弟弟妹妹。先生提倡要普及自动工学团。自动的意思就是大众自己干，小孩自己干。自动教育是教大众自己干，教小孩自己干，不是替代大众、小孩干。以大众的工作，养活大众的生命；以大众的科学，明了大众的生命；以大众的团体的力量，保护大众的生命。工学团是一个小工场，一个小学校，一个小社会。在先生看来，小到一个家庭、一间店铺，大到几百人的村庄，几千人的工厂，甚至几万人的军队，都可以建立工学团。在这个工学团里，人人都是先生，早上在工学团里学的知识，晚上就可以教自己的家人和其他人。
“小先生制”主要是为了解决普及教育中师资奇缺、经费匮乏、谋生与教育难以兼顾、女子教育困难等矛盾而提出的。陶行知先生的“小先生制”是基于当时旧中国的国情而提出的，但实际上普及教育只靠“小先生制”还是不够，主要还是要依靠国家的力量，办师范教育才能解决普及教育的师资问题。我国在清朝末年清政府开始意识到师范教育的重要性，民国初期师范教育得到民国政府的重视，但是直至1930年，据有关资料显示，中等学校教师中师范大学毕业者只占4.39%，高等师范学校毕业者只占11.42%，二者合计不及16%，其余80%以上的中学教师都没有受过教育专业的训练。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师范教育依然是一波三折，反对师范教育的呼声从未间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