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认为，教育为立国之本，是国家永续的根本大计。作为普及教育之本的师范教育办得好与不好是关系到民族兴衰、国家存亡的大事。他指出，共和国要有与之相适应的国民，必须要靠教育，教育国民必须要有合适的教员，而要教员就要有师范，所以“师范学校负培养改造国民的大责任，国家前途的盛衰，都在他手掌之中。”师范教育“可以兴邦，也可以促国之亡”。陶行知不仅仅注意到师范教育对发展教育事业本身的作用，而且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把师范教育放到挽救贫穷落后的民族、改造旧的社会、创立新的国家的高度上去认识，把师范教育同国家命运和民族前途紧密联系起来。
1.价值：“师范教育可以兴邦，也可以促国之亡。”
师范教育“可以兴邦”，来自于陶行知对教育价值和教师作用的思考。
1926年，陶行知在《我们的信条》中指出：“我们从事乡村教育的同志，要把我们整个的心献给我们三万万四千万的农民。我们要向着农民‘烧心香’。我们心里要充满那农民的甘苦。我们要常常念着农民的痛苦，常常念着他们所想得的幸福，我们必须有一个‘农民甘苦化的心’，才配为农民服务，才配担负改造乡村生活的新使命。”陶行知不同于当时大多数革命和改革精英，不是以一种俯瞰众生的悲悯，而是以一颗赤子之心融入人民之中，与人民做朋友。正是这份赤诚，使得他毅然舍弃物质享受和名誉地位，选择了一条最基础、最繁琐、耗时最长而见效最慢的改革社会之路，这就是教育。1918年，陶行知在对安徽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和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师生所作演讲中指出，“教育乃最有效力之事业”，因为教育能“改良个人之天性”，“养成共和之要素”，“传播非遗传的文化”，是“最有可为之事”。教育见效最慢而基础最牢，惟有教育才能实现价值观的现代化，才能实现真正的正义与自由的理想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