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社会激烈变革的时代，救亡压倒启蒙，战争压倒和平。政治上，由专制开始走向形式共和；经济上，小农经济逐渐为工商文明取代；文化上，传统的儒家文明正在走向现代文明。这一切，都成为陶行知一生活动和思想最生动的注脚。陶行知关于师范教育的探索和论述，不仅在当时振聋发聩，对于当今的时代，意义仍然十分重大。
首先，陶行知关于广义师范教育的论述，明确指出了教育不只是教师的事情，“学高为师，身正为范”也不仅仅是对于教育的价值期待，一切从事教育工作的相关人员，都应该明白自身在整个社会中所处的位置与责任。陶行知曾经列举了三种教育家：“一种是政客的教育家，他只会运动，把持，说官话；一种是书生的教育家，他只会读书，教书，做文章；一种是经验的教育家，他只会盲行，盲动，闷起头来，办……办……办。”然而，这都不是理想的教育家。陶行知认为，真正第一流的教育家，是“敢探未发明的新理”，“敢入未开化的边疆”。前者需要打破一切的条条框框，不受任何价值、信仰、意识形态的束缚，秉持一种学术自由的精神，去探寻真相，追求真理。后者需要有放弃所有名誉地位与物质享受的决心与勇气，去到最需要教育家的老少边穷地区，实践教育改变社会的理想。陶行知之后半个多世纪以来，尽管我国的教育，包括师范教育的培养人数、体制结构都有了长足的进步，但站在“广义师范教育”的角度来看，他曾经极力批判的制度，今天部分还在积极推行。我们依然无所谓教育家办学，依然无所谓教育行政管理人员的系统培训。掌控中国绝大部分学校的，依然不是陶行知所期待的教育家，而是政府任命的行政官僚。在十八大的改革蓝图中，教育去行政化已经成为共识。在改革方向既定的前提下，如何摆脱管控思维的桎梏，还给学校一片自由的沃土，需要全体公民给予更加积极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