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也就是民国初期，我国进口的商品锐减，实业界很多商品要自造，技术人员又奇缺，而此时中学毕业生升学的不到10%。面对这样一个局面，黄炎培先生等进步教育工作者勇敢地站出来，积极倡导职业技术教育。1915年4月黄炎培先生专程去美利坚考察职业技术教育。此时的陶行知先生正好在美留学，两人相逢，常在一起研讨“中华民国”应如何开展职业技术教育问题。8月，黄炎培先生回国。次年12月5日，黄炎培先生接到陶行知先生从哥伦比亚大学的来信，信中称：“国内青年，学成无用，中学毕业就学者仅十分之一，此为国内最急需解决之问题。解决方法：一在提倡职业教育，一在普通教育教材与训练方针，皆能适合于实用”。
1917年秋，陶行知先生从美利坚学成回国，担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并受聘于黄炎培先生等人创办的“中华职业教育社”，任特别社员。
1918年，即陶行知先生回国的第二年。在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的《教育与职业》上发表了《生利主义之职业教育》一文，系统阐述了“职业教育应以生利为主义”的思想和观点，并对职业学校的师资、教学设备、课程设置和毕业生的择业问题作了全面的阐述。这里说的“生利主义”，不仅仅指产生钱和物，还包括“一曰生有利之物，如农产谷，工制器是；二曰生有利之事，如通商有无，医生治病是。前者以物利群，后者以事利群。”“利群思想”是：为自己生利，为社会生利，为国家生利，为民族生利。这是陶行知早期发表的也是较为完整地表达其职业教育思想的重要论文。
同年6月，陶行知先生发表《教育研究法》一文，提出应尽快实施职业教育，他鼓吹“如欧美之职业教育，吾国未之行，此则急宜酌采者也”。他还批评当时的职业教育，认为民国的实业学校“农不农，工不工，商不商”，“此则宜急改革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