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文化史研究”，首先要涉及对“文化史”的理解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文化史特别是近代中国文化史的研究一直在持续进行，甚至某种程度上还可以称得上繁荣，但该领域的研究者们对于文化史的理论反思，却是始终不足的，即便与国内学界社会史的理论探讨相比，也要远为逊色。80年代之初，周谷城前辈提倡“草鞋没样，边打边像”，建议文化史的研究者们先按照各自的理解去埋头著述，暂不要过多地去进行理论方面的讨论。这一做法在当时也许存在某种必要性，但由此导致的对于文化史学理论的忽略及其认知的局限性，如今已是越来越成为制约文化史研究进一步深化的重要因素了。
（一）
这些年，国内学界专门探讨文化史理论的论著极少。在笔者所见到的为数不多的专论中，常金仓先生的《穷变通久——文化史学的理论与实践》一书值得一提。该书作者不满于国内的许多研究停留在文化人物和事件的描述、评判水平，以及对文化各门类的拼盘组合层次之现状，极力强调文化本身及其研究的统一性和整体性，这对于现今的文化史研究不无针砭意义。在这方面，他主要是继承和发挥了日本文化史家石田一良的某些观点。
石田一良指出：“对文化史学的最大误解，是将‘文化’视为相对于政治及经济的，有关宗教、学术、艺术等的狭义的文化现象，从而把‘文化史’看做是部分地或综合地记述该类历史的一种特殊史”［1］。常金仓加以发挥道：“历史学家之所以采取文化史的研究策略，正是要把人类的全部历史当作文化加以整体的考察，正是这个整体性才能克服旧式叙事史的个别性和独特性，从而发现文化发展的一般原理。政治、经济、宗教、哲学、风俗习惯、伦理道德、文学艺术、学术思想都是文化的表现形式，如果把他们割裂开来分别研究，犹如将一个人肢解以后再去研究他的各种生理活动一样”［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