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艳红[1]
《旧制度与大革命》提出的一个重要见解是：在政治方向上，大革命是旧制度的延续而不是断裂，而延续的最重要的事物是中央集权制。托克维尔向往地方和社区自治，希望在中央权力和公民之间存在中间权力，如地方议会、独立的司法，最重要的是贵族的社会领导地位。但是，旧制度（更准确地说是绝对君主制）的最大影响是破坏了法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社会结构，国家行政机构取代了过去的中间权力和自治机构；旧制度时代的外省督办，就是拿破仑时代的省长的前身。这个论点后来在泰纳的巨著《现代法国的起源》第一卷《旧制度》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2]。中央集权制造成了怎样的后果呢？最大的后果是贵族成了多余的人。托克维尔和泰纳都有一个核心观念：特权与责任的平衡。18世纪的欧洲仍然是个贵族社会，但只有法国的贵族特权特别受人憎恨。因为跟其他地方不同，法国的贵族不再承担保护和领导等职责，这样的工作已经交给国王的官吏了。贵族不承担责任，但他们仍享有各种特权，而特权因为失去其依据而变得特别可憎。这种情况是英国和德国都没有的，或程度没有法国那么严重，那里的贵族和教会领主依然是人民的领导者和保护者，利益共同感和社会团结依然存在，因此特权制度并非不能忍受。
但贵族的命运只是那段历史的一个方面，本文拟结合《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相关论述，从政治、社会和思想方面来简述旧制度的衰落，然后通过旧制度的财税改革来透视它方方面面的困难，最后就旧制度的没落谈一点启示。
一、政治结构
大革命前夕法国的政治体制被称作绝对君主制。在法国，绝对君主制在路易十四时期达到顶峰，博叙埃是理论上的代表者，他认为，君主无须对臣民负责，他的权力不容分享，臣民没有不服从的自由；但他又说，绝对权力与专制权威是有根本区别的，前者尊重理性、法律和宗教，它们为权力设置了界限，后者则凭君主的个人喜好施政。不过，当君主的作为越过了这些界限时，臣民并没有反抗的权利，而只能祈祷上帝。这种学说是个不完善的体系。当君主的作为超越了那些界限时，有可能被视为非法，但它并不必然引出臣民的反抗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