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启良[1]
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着《古拉格群岛》法文版的面世而导致苏联神话的除魅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暂时退潮，越来越多的法国知识分子放弃了革命的幻想，而转向社会的民主改良方案。在激进主义受到自由主义猛烈冲击的同时，捍卫自由价值的托克维尔取代鼓吹无产阶级革命的马克思，成为部分法国知识分子的新偶像。英语世界研读托克维尔的热潮更是汹涌澎湃，那里自命为新托克维尔主义者的大有人在，如美国著名学者罗伯特·帕特南就宣称，其鼓吹的“社会资本”理论的灵感主要源自于托氏。[2]
如今，托克维尔的风潮已经吹到中国。尤其是他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3]由于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一时洛阳纸贵，成为坊间热读的“宝典”。人们惊叹托克维尔的远见卓识，试图从他身上探寻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改革的良方。毋庸置疑，鉴于托克维尔对现代民主的深刻洞见以及对民主弊病提出的诊治良方，托克维尔值得任何关心中国民主改革事业的人的重视。
然而，国人如因此而陷入对托克维尔的盲目崇拜，窃以为也大大不可。实际上确实已有不少人，认定托氏掌握了民主政治的全部奥秘，转而把“**”等政治灾难归咎于卢梭、马克思等人倡导的激进思潮。我感到如此简单的思维是错误而危险的。法兰西学院教授皮埃尔·罗桑瓦隆曾经是一位坚定的新托克维尔主义者，但他也为当代法国人言必称托克维尔，而不谈卢梭、孔德、马克思、霍布斯或洛克的现象感到震惊，并呼吁青年学生尤其不要盲目跟风。[4]罗桑瓦隆的冷静观察，同样适合“托热”盛行的当代中国。
何以不能迷信托克维尔？因为托克维尔在许多问题上是有偏颇的，如我们在阅读他时不多长几个心眼儿，不注意剔除他的一些偏见，那就不仅会导致对近代法国史的误读，而且有可能对现代民主产生误解，进而影响我们的民主改革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