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正因为与农民有了这种前所未有的距离感，这些乡居贵族在对农民的态度上渐渐变得像自己的管家一样可恶：“他认为佃农不过是债务人，对这些人他们百般勒索，凡是按法规或惯例属于他的东西都不放过，结果这些封建残余权利的勒索竟比封建时代还要苛刻”，以至于农民要用“燕隼”——猛禽中身量最小的一种——这一绰号来咒骂这些穷酸刻毒的家伙。[50]
托克维尔这里说的情况已经牵涉到一个后来被人们称作“领主反动”的法国历史现象，只是在他那个时候学界还没有这种说法。所谓“领主反动”，按法国当代著名学者勒内·雷蒙（René Rémond,1918—2007）所言，指的是乡居贵族在大革命前三十来年里为摆脱他们的经济困境，提出要恢复他们过去曾经享受过的种种早已被废弃了的封建权利，主要是各种税费；结果一些过时了的旧封建法规又重新生效，已经被遗忘了好几代的封建税费又被发掘了出来，并强迫农民不折不扣地缴纳。[51]
但当时法国农民所实际遭受的苦难还远不止于此。托克维尔进一步发现，不光是贵族抛弃了农民，资产者也抛弃了他们，其实整个国家都抛弃了他们：知识突飞猛进农艺却被忽视，政府只知加派军役徭役，饥荒袭来他们无人赈济，外出行乞还有骑警追缉……而这一切，在托克维尔看来都是法国贵族的“种姓化”或“寄生化”的后果，因为，“如果在农民身旁有一些既有钱又有教养的人，他们即使无意保护农民，至少有兴致、有权力在掌握穷人和富人命运的那个共同主宰面前，替农民求情，那么所有这些新的压迫能制定吗？”[52]
而且农民“除使用暴力外，对于压迫几乎始终处于无法反抗的境地”。[53]所以美国学者多纳尔德·马莱茨要说，法国农民在旧制度下“只能成为前革命者”。[54]厄尔斯特甚至认为法国贵族的那种“种姓化”或“寄生化”是导致大革命爆发的最重要的动因，因为“没有农民的仇恨，单凭资产阶级的嫉妒本身是不可能闹起一场革命的”。[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