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勒费弗尔
【编者按】此文（“á propos de Tocqueville”）原载《法国革命史年鉴》（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aise）1955年冬季卷，总第141期，313～323页；译文略有删节。勒费弗尔在文章中批评了前苏联历史学家阿尔巴托夫以阶级立场画线、随便贬低托克维尔学术成就的论点。他强调了托克维尔的矛盾性和复杂性，并认为他的个性与思想的基本特点——对传统贵族特性的迷恋、对大革命基本原则的认同、对原始史料的高度重视以及对叙述史学的超越，可能正是他能在法国革命史研究上做出旁人不能做出的独特贡献的条件。
一
苏联历史学家阿尔巴托夫在《历史问题》1954年第二卷撰文讨论托克维尔政治思想[1]。在第一卷里他曾撰文讨论弗斯泰尔·德·库朗日[2]的思想。
阿尔巴托夫说，托克维尔出身贵族世家，忠于对其阶级的记忆，总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着贵族心态，其《旧制度与大革命》多处有明证。对政治自由念兹在兹，他觉得贵族是政治自由的极其重要的堡垒，以至于如若毁掉了贵族，他都怀疑自由是否有未来。像19世纪的贵族作家们一样，他把封建贵族的堕落归咎于君主绝对主义，尤其谴责中央集权，认为它渐渐挖去了领主在村庄和外省行政权力的根基。王权把贵族削减到臣民的地位，实际上就促进了平等的发展，削弱了唯一有能力对抗中央权力的暴政的“中间团体”，从而破坏了政治自由。在这个意义上，1789年的革命完成了绝对君主制的工作，它主要是一场平等革命。然而，托克维尔却很难接受它，然后由此断定说今后主要问题就是保护个人财产，也就是民法典定义的财产。在这方面，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贵族的剩余利益融合到了一起：财产的制度既然维持着一种事实上的不平等，那就必须把各种惯例制度结合起来，以便以维持现存社会结构为使命的公权力保留在贵族和上层资产阶级手里，他们从此就联合成为一个顽固的保守党了。这种权力的形式在他看来是次要的，就像蒙塔朗贝尔[3]一样，他承认共和制取代君主制，只要此共和保持为一种“贵族”共和。在1848年前很久，他就赞扬美国巧妙地保持了统治阶级的权威，并避开了一种人民民主的幽灵。按阿尔巴托夫的意见，就是这些思想最后使托克维尔成为这样的历史学家：他担心中小资产阶级会挑战“显贵”的统治，尤其害怕无产阶级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