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近代史揭开的，是一个空前矛盾的文化时代。时间性的（现代与传统）与空间性的（西方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诸种矛盾的汇集，多种文化形态的并存，更是过渡时期的特有景观。属于这景观的，还有地域文化差异（如东南沿海文化与内地文化）和为近现代历史进程急剧扩大着的城乡差别与对立。上面的描述过于条理化了。实际生活中，则昨天今天与明天在在交错，东方与西方处处重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无所谓“纯粹形态”，亦看不出“绝对界限”。这才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所处的实际文化环境。李大钊曾表达对上述矛盾纷繁的历史生活的感受，说道：“中国人今日的生活全是矛盾生活，中国今日的现象全是矛盾现象。”“矛盾生活，就是新旧不调和的生活，就是一个新的，一个旧的，其间相去不知几千万里的东西，偏偏凑在一处，分立对抗的生活。”〔28〕
呈现在新文学中的时代矛盾，是经了当时的意识的整理和强调的，主要即为传统与现代，中国本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形态清晰而严整。“五四”时期文学因其时的历史生活主题，更强调现代与传统的冲突。“五四”之后，民族矛盾的激化，复杂化了作者们的生活印象。外资入侵造就了蓝小山、丁约翰之类西崽式人物，以及祁瑞丰、冠招娣一流洋奴气味的胡同子弟。〔29〕这是一种含义严重得多的文化分裂。老舍不惜用了刻薄的态度，写留学回国数典忘祖的文人（《牺牲》、《东西》等）。这是他所意识到的文化分裂在他的世界图景中的呈现。在这样的世界图景中，对于市民文化的批判态度自然而然地温和化了。然而老舍毕竟以其敏锐，写出了文化形态日趋繁复的现代北京，写出了侵蚀着古老城市的异质文化，出现在胡同里的陌生人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