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北京人
据说关于北京，有三种空间范围上的规定；本书所说的北京，指北京城区及关厢地区。近有刘绍棠提倡“北京乡土文学”，《乡土》〔1〕一集所收诸作，写的多为北京郊区乡村。原顺天府所辖乡村亦是“北京”，但京郊乡村、京辖诸县文化，不在本书所论范围。大北京文化、北京地区（不限于城区）方言文化、北京地区城乡文化的衔接等，都是有意义的课题，必能吸引研究者的兴趣。
本书涉及的京味小说，如邓友梅的作品，所写空间范围大致属旧城区（即原东城、西城、崇文、宣武四区）。即使旧城区，如原先的北城、南城〔2〕，就尽有渐成土著的外乡人。有明一代曾以江浙、山西等地富民实京师。明清两代由于京城的消费需求（包括文化消费），有大批艺人、工匠（以江浙籍为多）、农民迁入。现在的老北京人中，有多少是这些移民的后代，谁又说得清楚!王安忆的《大刘庄》、《我的来历》写到上海人的根。被认为道地、正宗的上海人，未见得是在上海有根的；真有根的，是那小渔村渔民的后人。
由户籍制度或能找出有关北京人的规定，在生活中更足作为证明的，不如说是其现实形象，其在实际生活中的姿态。这里也适用文化尺度的衡量，不必非经户口簿的认可。林海音小传，说“林海音出生于民国八年，原籍是台湾。可是自幼随父母到北平去，在那儿成长，接受教育，工作，结婚，所以她有浓厚的北平味儿，也因此有人说她：‘比北平人还北平!’”〔3〕既如此，就称她“北平人”又何妨？
令人惊叹的，是北京文化的同化力。《正红旗下》里有一位出生胶东的老王掌柜，“在他刚一入京的时候，对于旗人的服装打扮，规矩礼节，以及说话的腔调，他都看不惯、听不惯，甚至有些反感。他也看不上他们的逢节按令挑着样儿吃，赊着也得吃的讲究与作风，更看不上他们的提笼架鸟，飘飘欲仙地摇来晃去的神气与姿态。可是，到了三十岁，他自己也玩上了百灵，而且和他们一交换养鸟的经验，就能谈半天儿，越谈越深刻，也越亲热。……”北京城就这样消化着迁入者。这也是一种“风教”：北京以其文化优势，使外乡人变土著俨若“归化”。由文学中引出的上述“实例”讲的是北京文化对于北京人的塑造过程。渐次产生的归属感，使老王掌柜“越想家，也越爱留在北京。北京似乎有一种使他不知如何是好的魔力”。对于北京的乡土感情于是乎酿成。这类变化发生在北京，几乎是不可抗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