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所谈北京人各面原是不可分拆的，拆开来只是为着说的方便。比如“散淡神情”与“理性态度”。因而述说就难免于重叠。这里所谈的情态在我们也不陌生，我们已在考察北京人“生活的艺术”时瞥见了。我们只是不满足于那限于论题的较为单纯的目光，还想由这神情中读出更多的东西，读出其与北京人的性格诸面的更内在的联系而已。当然，为此再做一番审视确也是值得的。
《那五》中写那五去访打草绳谋生的老拳师武存忠：“那五生长在北京几十年，真没想到北京城里还有这样的地方，这样的人家，过这样的日子。他们说穷不穷，说富不富，既不从估衣铺赁衣裳装阔大爷，也不假叫苦怕人来借钱，不盛气凌人，也不趋炎附势。嘴上不说，心里觉着这么过一辈子可也舒心痛快。”
戒奢、戒贪，守分安贫；戒骄、戒谄，自尊自爱；无余财无长物，淡泊自甘。不但是自足生态，而且有自足心境。因上述诸“戒”与这自足，即活得朴素宁静而尊严。武存忠是邓友梅提供的理想市民的形象，作者所持标准，与汪曾祺的刘心武的以至老舍的又何其相似!《钟鼓楼》的作者欣赏小厨师对付生活的那份自信沉着，欣赏小园林工人“那种对名利的超然态度，以及那种自得其乐的生活方式”。然而以之为“某种八十年代新一代才会出现的心态”，却并无太多的根据。传统与现代的衔接方式本是多种多样的，其间并无绝对分界。
如上所说，“散淡”作为心态是道德修养的结果，既得道后的内心境界，由内而外现之于眉宇间的神情意态。作为其支撑的，除上文已经说到的理性精神，克己、节欲等等之外，更有老派市民的功利观念。
财产，说得更白一点儿，钱，是传统社会洁身自好的人物素所讳言的。这甚至被作为一种道德态度，赋予极严重的含义。“咸近士风”的北京市民人物在京味小说作者笔下，并不就染有这洁癖。北京人与写北京人者在这一点上各有一份通脱。胡同居民是实际的，也不能不实际。他们无法像封建时代的士大夫那样一味飘逸、清高。祁老人与其孙子祁瑞丰品性不同，却都有“最切实际的心”。一条小羊圈，不切实际的只有钱家，在小说中被用来体现与市民人格相映照的传统书生品格。但用笔太过，欲显示其清高脱俗反让人觉着矫情。倒是讲实际的凡庸市民形象更易于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