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四合院是爱好和平、耽于和谐的北京人的文化创造，是他们创造的生存—文化环境；这创造物又参与创造，与北京人共同创造着北京文化。弄堂则是生存空间狭小的上海人对于生活方式的选择。当然，北京还有大杂院文化，反映着生存条件的匮乏和人对于物质限制的屈从。四合院却的确是一种人生境界，有形呈现的人生境界，生动地展示着北京市民的安分、平和，彼此间的有限依存和有节制的呼应。
四合院—胡同结构，是内向封闭型的生活格局的建筑形态化。瑞典人在他那本关于北京城门与城墙的书里，谈到“中国人对围墙式构筑物的根深蒂固的信赖”。四合院的形成赖有“合”。由房舍与墙体构成的闭锁式建筑格局不但意味着内部的和合与统一，而且标示出内外关系的规范，和对于人我分际的极端注重。这里有宗法社会的基本结构与秩序。
四合院（其间也有杂院）的连属，即胡同。胡同造成了古旧城市最为基本的地缘关系：街坊。“街坊”远可指同一胡同的居民，近则指相邻数家。上述生态环境是以“家”为中心的辐射状人际关系的依据。通常情况下，胡同间人际、家际关系也由居住远近决定。所谓“远亲不如近邻”，空间关系转化为情感关系。邻里亲和感，是对宗法式家庭内向封闭状态的最重要的补充。邻居关系是胡同人家家族亲缘关系外最基本的社会关系。西方现代社会，中国近几年骤富的东南沿海城市，以至北京新兴公寓区邻居意识的淡薄，是以其他社会关系、社会交往形式的发达与复杂化为条件的；老派市民的基本生活世界则是单纯的家庭—街坊世界，其间关系层次一目了然。
街坊这一种关系中有天然的文化平等感，这平等感又建基在生活方式的趋同，而非经济生活的无差别性，或其他实际利益相关性。通常情况下，“街坊意识”大于阶级意识。说“大于”也未必恰切，因后一种意识在市民中一向淡薄。标准如不严格，街坊间的组合也可算作一种“群”，准“文化共同体”。街坊关系与家庭内部关系，共同构造着胡同世界的秩序。街坊平等感固不全赖经济上的平等，胡同中和谐的造成却又多少由于市民生活水准的相对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