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说“旗人文化”而说“旗人现象”，是怕过于僭妄。本书的使用“北京文化”已是在夸张的意义上，教我不忍再动用类似名目。“旗人文化”，老实说，还未曾真正进入研究视野呢。我所能做的，也只是“浅尝”而已。令人惊异的倒是对如此有价值的课题的长时期冷落。在这一方面，负有文化阐释任务的研究界，远没有创作界来得敏锐。
清末笔记野史记有旗人辛亥前后的潦倒困顿，贵胄王孙竟至于有以纸蔽体者，状极凄惨。如此命运虽经清末相当一段时间的情势积累，对于优游终日的膏粱子弟，仍像是一朝夕间的事，正所谓晴天霹雳。这一页历史早已翻过，过分纤细的“公正论”不免书生气。历史祭坛上总要供奉牺牲的。有罪的与无辜的牺牲在为神享用时，想必味道没有什么两样。上述人的命运的戏剧性，本应是随手可以拣来的现成题材，新文学史上利用这“现成”的却并不多见。倒是张恨水的《夜深沉》，写了贵族后裔的沦落，平民化。
我尚无力全面考察晚清到民国的市民通俗小说。就新文学看，对于这题材即使不是第一个进入，进得最为深入的也必是老舍。《四世同堂》里有关小文夫妇的篇幅并不算多的描写，是一种思考的极深沉有力的开端。在此之前，他将对于旗人的文化探索包藏在北京文化追究中。我以为那深藏着的，或许有最初也最基本的冲动，但明确标出仍然是意向积攒的结果；在老舍个人，更有其沉重的意义。小文不是旗人，“但是，因为爵位的关系，他差不多自然而然的便承袭了旗人的那一部文化”。由小文夫妇，他第一次写到旗人境遇的特异性。“在满清的末几十年，旗人的生活好像除了吃汉人所供给的米，与花汉人供献的银子而外，整天整年的都消磨在生活艺术中。上自王侯，下至旗兵，他们都会唱二黄，单弦，大鼓，与时调。他们会养鱼，养鸟，养狗，种花，和斗蟋蟀。他们之中，甚至也有的写一笔顶好的字，或画点山水，或作些诗词——至不济还会诌几套相当幽默的悦耳的鼓儿词。”“他们为什么生在那用金子堆起来的家庭，是个谜；他们为什么忽然变成连一块瓦都没有了的人，是个梦。”老舍由小文夫妇而寻绎旗人的文化性格与历史命运，较多地写到了诗意方面。那原不是一个适用轻嘲微讽的年头。以遥望故园的沉痛写粗暴**下这花一般娇弱的文化，他渲染出的是一片凄凉的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