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弄不清自己在本书中关于“北京人”有过多少次说明了，实在有点絮烦。这里索性做一次补遗，把京味小说中所写而不能纳入上述综合的胡同人物及非胡同人物检阅一下，以补概括中不可免的武断。以“例外”映照常态，也有可能引出对北京人的其他发现。
有人说过，物无所不有，人无所不为，不如是不足为京师。〔21〕从来京师的人文景观都比别处驳杂，京城人物也比别处更多着些个品类。北京人厚道、大度，却有顶势利的街坊（《烟壶》），极奸刁诡诈的科员（《离婚》）。京味小说由生活中择取、我更由京味小说中抽象出的“理想市民”不妨视为文化模型。在出于目的性做了筛选之后，仅由上文对作品内容的归纳你也看到了，所谈及的北京人任一文化行为、文化性格背后，都有与之犯冲的另一面。我们同时发现，那些个差异在别一层面的观察中，又归入了共同性的范畴：在文化含义上，正面与其背面贴合了。由此又产生了北京文化的有机性。自身冲突与深层同一，提供了向内核掘进的条件。如此复杂的文化现象所包含的诸多线索，还远没有被充分地利用过。
京味小说作者为衬映其“理想市民”型范而写“各色人等”，又因意识到了的市民精神弱点而搜寻对立物，寻找“别样的人们”——这尤其是老舍的思路。老舍在三四十年代，始终不懈地寻找市民性格的对立物。他找到了那个社会的破坏者，如《黑白李》中的白李；找到了尚保存着乡野气、未为北京文化消化掉的知识分子，包括《离婚》中的老李。前者于他实在有点陌生，不像是活的人；后者又让他失望——他便把这失望也写在了作品里。老李是那个社会及其文化张网以待的飞虫。迂夫子究竟没有什么力量，甚至不能成为“社会”这只巨大的胃袋里一粒坚硬的石子。有可能正是经由创作中的这一番试探，倒叫作者在认识他的市民人物的同时，也看清楚了他所钟爱的那种知识分子性格的限度。老舍比他的人物坚韧。他把寻找延伸到北京形象之外，于是有《铁牛和病鸭》中的铁牛，《一筒炮台烟》里的阚进一，《不成问题的问题》的主人公尤大兴。他最终找到的仍然是知识分子；只不过不同于老李，那些人物与传统文化较少干系，其中有的还有英美文化背景罢了。他在这些形象上强调公益心、职业道德、社会责任感和个人效能感这些传统社会素所缺乏的精神品质。经由上述人物逼视市民社会中常见的苟且、敷衍、世故圆滑，热衷于形式，消磨生命于礼仪应酬；未必成功的文学表现中，可能确有作者本人的认识程序。他是以“五四”及随后的英伦三年为思想背景，依赖时代启示了的批判眼光和得自域外的教养，发现他所由生长的那个社会的弊端的。在早期作品（如《二马》）和写于1936年的杂文中，他还直接以英国人或英国式的实业家作为中国传统人格的反照。〔22〕可惜这一种思路始终不曾展开。愈到后来愈强化的对异质文化的警戒，妨碍了他在这一方向上的深入。由此也令人窥见中国知识分子在文化批判中所处的两难境地，不失为了解老舍文化意识矛盾的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