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的城市文学最先引起兴奋的，仍然是其形式、技巧，犹如象征派诗、新感觉派小说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出现时那样。
文学发展的要求一再使技法的重要性突出出来。新的文化态势使人们意识到，对象因技法才成为对象，技法使得传达新的文化意识、文化感受成为可能。自20年代末，新小说凭借当时所有的艺术手段，寻找对于城市形象的新的感性整合方式。文学曾为此有意识地引入了电影手法——电影的镜头运动，画面剪切，对视听效果的强调，借以打破旧有的格局，表现新奇的时空感受。现代派文学的译介毕竟是太繁难的工程，电影则是易于接触的现代城市艺术。老舍曾有杂文《看电影》，写市民看电影的喜剧性场面。鲁迅的嗜看电影更是人们熟知的事实。由早期左翼文学（如丁玲的《水》，张天翼的《最后列车》、《面包线》、《二十一个》等）到《科尔沁旗草原》（端木蕻良），你都能发现电影对于小说的艺术渗透。这也是那时的“时式”。电影作为典型的都市艺术，充分体现着为当时中国人所理解的现代物质文化，所谓“声光化电”。即使有乡土中国的保守性，现代科技（这里是电影技术手段）仍然影响了人们感知世界的方式，并改造着他们的审美趣味。与电影手法一道大举侵入文学创作的，还有新闻文体和新闻手段。纪实手法、速写体在一段时间的流行，也有助于打破旧有的结构形态，传达城市的**。这一方面，也以早期左翼文学最惹人注目（那种速写体小说直可称作“左翼体”）。新闻文体即使不能硬说是一种“城市文体”，新闻业的发达也是近代城市发展的直接结果，其形式与功能都有十足的城市性。电影手法与新闻文体，是现成的形式材料，两者间又以电影技巧更有结构更新的启示意义。比如电影对多维时空的把握与呈现方式。对电影手法的文字模仿，使新文学关于自身功能有意想不到的发现。现代技巧使文学重新发现了时间，发现了传达人的时间感受、时间经验的方式。这必然导致革命性地改造小说的整个艺术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