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变迁往往影响人们对历史上人与事的观感。钱锺书先生注意到，对于人事的“后世定论”很可能与“当时公论”不同，如梁简文帝对谢灵运的评论就“似是当时公论，却未成后世定论”。他并注意到：“梁文之有江淹、刘峻，犹宋文之有鲍照，皆俯视一代。顾当时物论所推，乃在沈约、任昉；……及夫世迁论定，沈、任遗文中求如《恨》《别》两赋、《绝交》广论之传诵勿衰者，一篇不可得。”[1]不过，世迁然后论定也是相对的，更要看对什么人而言。对文学评论家来说，“后世定论”或可为准；对史家言，则把握“当时公论”显然更为紧要。读史者稍不谨慎，即容易受“后世定论”之影响，而忽略“当时公论”之意义。
实际上，“后世定论”也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的。王汎森先生说：“人们的历史记忆像一块黑板，可以不断地添写、修改、擦拭。”而历史记忆也确实需要不断地“再生”（reproduce）才能延续。这一不断“再生”的行为与过程，可以是有意的，也可能是无意的。但往往不仅“受自然的限制，也可能受社会政治情境所左右”。[2]后世凡欲对前人下定论者，实即立意参与历史记忆的修订或重塑；如试图为什么人正名或贬斥某人之时，胸中或不免已先有庄子所谓“成心”在，其对论据的选择和论证无意中便会受此“成心”的影响，结果重塑出的形象有时可能反去真相更远。
对史家而言，无意中形成的集体历史记忆（collective memory）似更值得注重。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史家对集体历史记忆的关注日见广泛，这大致可溯源于20世纪60年代法国史学界对集体心态（collective mentalities）的研究。心态史家感兴趣的是诸如家庭生活、风俗习惯、社会观感和民间宗教一类的大众文化，但侧重的不是具体的观念或事件，而是其反映的思想结构。这些题材实际都牵涉到对往昔之“惯性权势”的认同与否，从而或多或少导向集体历史记忆的性质和信息资源这样更深层次的问题，结果开拓出一片广阔的史学新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