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999）是五四运动80周年，治史者不免从反思角度回看五四。一般多以为盖棺即可论定，但我们历史记忆中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怎样一回事，恐怕仍是言人人殊。可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不仅未到盖棺论定的程度，甚至连许多基本史实都还没有搞清楚。这样说许多研究五四的学人可能会不同意，但有些我们认为是已论定的“史实”，当时的当事人或者便不这么看。
比如，身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许杰先生在1993年回忆说，在五四后期，在欢迎德赛二先生之外，又提出欢迎“莫拉尔小姐”的口号。我们知道“道德伦理革命”是新文化人的口头禅之一，无疑是当时的关键词。但“莫拉尔小姐”是否作为一个口号提出，则几乎未见研究。如果当时确曾提出，何以不用惯习的“先生”而改用“小姐”，是否意味着某种思想上的反动（非近年所谓反革命义）？尤其是否有意无意中感到了性别的重要性或女性在五四口号中的边缘化？这是今日有了“性别”这一新思想武器的学者大有用武之地的领域，可惜五六年来，在许多人慨叹五四已无题可做之时，这样的上好题目却无人问津（四川大学近有人做）。
人的记忆不一定准确，尤其许老先生是针对“在繁荣市场经济的同时，也应将莫拉尔姑娘欢迎回来”这一新的时代问题而引出的回忆，有意无意中或许带点“后见之明”的意味。如果确是如此，则时代需要怎样“唤醒”历史记忆也非常值得研究。我特别感兴趣的是，假如许先生回忆得不错，则“莫小姐”何以在人们的记忆中被自然抹去？随着“个人”这一五四时期的绝对关键词逐渐疏离出时人思想言说的核心（1923年以后，团体倾向的“国家”“民族”等显然彻底压倒了“个人”，这一转化的进程似尚乏可观的研究），整个“道德伦理革命”确实呈逐渐淡化的趋势。这一淡化的进程及后之研究者对此的不够重视，同样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