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尔纲先生近年回忆说，胡适在1931年“九一八”前夕，曾与徐志摩和他一起登临景山。本来游兴甚高，在俯视故宫后，“一瞬间，胡适的脸忽然阴沉起来，过了一刻，他沉痛地说：‘东北情况严重，如果当年冯玉祥不把溥仪驱逐出宫，今天北京不知怎样了。那时我反对把溥仪驱逐出去，我错了！’言下不胜沉痛”。[1]
这个故事已数次为人所引用，仅《文汇读书周报》就两次刊发讨论此事的文章，且引用讨论者与罗先生一样，都有意想要为勇于“改正错误”的胡适“正名”。换言之，他们都试图修订或重塑我们历史记忆中的“胡适形象”（既存的胡适形象也是由他本人及其他人“塑造”出来的，其在多大程度上接近历史真实姑暂不论）。正如王汎森先生所说：“人们的历史记忆像一块黑板，可以不断地添写、修改、擦拭。”而集体历史记忆也确实需要不断地“再生”（reproduce），才能延续。这一不断“再生”的行为与过程，可以是有意的，也可能是无意的。但往往不仅“受自然的限制，也可能受社会政治情境所左右”。[2]
一般而言，罗先生是当事人，他的观察又仔细到胡适的脸色语气心情，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但恰恰是在涉及语气的用词遣字方面，这个回忆似乎出现了时代误差。我们如果学胡适教给罗先生的考证方法来分析一下，就会发现直呼宣统帝之名不太符合民国十几年时人的说话习惯，尤其不合胡适的表述习惯，倒更像是经过了社会主义改造的知识分子的口吻（甚至在“逐”前加“驱”这样的字，虽然也有较早的先例，似乎也非民初人常用的口头语言）。那段话应非胡适原话，最多是罗先生的转述，其实不必用引号。
罗先生在讲述此故事后接下去就此进行了简单分析，大致可知他作为转述者对此事的态度与观点。他认为：“溥仪在辛亥革命时就应该驱逐出宫，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正是代表民意的革命行动。”有这样的个人见解，罗先生得出胡适在事发当时“并不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后来则因“意识到大风暴即将到来”，于是“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并“沉痛地悔恨自己的错误”这样的认知，是合乎逻辑的。但正如胡适告诉罗先生的：“凡治史学，一切太整齐的系统，都是形迹可疑的，因为人事从来不会如此容易被装进一个太整齐的系统去。”（罗尔纲《师门五年记》）胡适那看上去合乎逻辑的发展，就颇有些“形迹可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