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国近代史者都知道，与古代史相比，近代的资料极其丰富，即使很小的题目也几乎不可能做到史料的穷尽。这就更要求治史者尽量广泛地占有与研究对象相关的史料，然后可减少立论的偏差。20世纪中国新史学的一个主流取向就是史料的扩充，虽然也曾导致忽视常见史料的倾向[1]，但在注意纠偏的基础上，针对今日史学界读原始材料不够认真的风气，史料扩充仍值得进一步提倡。例如，档案特别是基层档案的运用在近代史研究中就极为不足，造成我们史学言说中乡、镇、县层次的论述迄今非常薄弱。
尽管如此，就整体倾向而言，对档案材料的重视已基本成为学界的共识，论著中是否使用相关档案资料往往是“评审”者一个重要的评判依据，一些学人甚至可以说具有某种程度的“档案崇拜”情结，几乎到了无档案便不足以成史的程度。在充分确认档案重要性的前提下，还应认识到档案中也可以包括并且实际包括着一定程度的虚构成分。[2]档案本身的产生及其得以保存下来，并不像许多档案“崇拜”者所设想的那样“客观”；且不说档案创制者和保存者所处时代主流意识形态赋予档案的“主观性”，就是各种偶然因素无意中的影响，也常常可以大幅度降低档案材料的“客观性”。
若进一步深入考察，档案材料也和其他不论第一手还是第二手材料相似，都是某种“故事”的陈述。孟子曾提出一种“论其世”以“知其人”的解读古人言说方法（《孟子·万章下》），从这一视角看，陈述出的“故事”本身之真伪（即是否符合或在多大程度上接近所陈述的“本事”）是一问题，产生“故事”这一文本的语境，同一“故事”的多种陈述，以及任何类型的“故事讲述者”怎样讲述故事等，都可以告诉我们许多史事真伪之外的内容。[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