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思想与社会发展的时空不同步现象
近代中国以变著称，变得大、变得快，且变化的发生特别频繁，这基本已是学界的共识。各种变化中最引人注目者，当然还是西潮的冲击，即晚清人自己爱说的“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但对冲击中国的西方也是个变量这一点，我们过去的认识似稍嫌不足。其实，不仅“西方”这一大名词涵盖下的各国各族各文化有相当大的差异，就是整个欧美自身在近代也是日新月异、变化万千。同时，近代中西双方也还有许多——或者是更多——不变的层面。也许因为近代入侵的西人常常讥刺中国历史几千年恒久不变，或者由于清季以还中国人都喜变求变，我们的史学研究也一向是多见变的一面，而较忽视历史的延续性。只有在较全面深入地了解了变与不变的两面之后，我们才能更充分地认识近代中国。
当然，变与不变是相互紧密关联的，如果能进一步弄清近代中国变的诸面相，也能从反面或不同的侧面为我们提供了解不变一面的参照系。值得注意的是，在变的共相之下，类似社会及思想（或心态）这样一些具体面相的发展变化速度又是不同步的；这与因幅员广阔所造成的区域性发展不同步共同构成近代中国的两大特色，使得任何对近代中国的框架性系统诠释都有相当大的局限性，甚至有可能适得其反，恰与历史原状相违背。
从梁启超以来，许多人常爱说近代中国士人关怀的重点由经器物到政制再到文化的阶段性演变，这大致是不错的。但具体到个人，这样的阶段性演变或可能仅部分体现，或者全无体现，甚至可能不发生关系。生活在“政制阶段”的“社会人”，其思想很可能尚在“器物阶段”，或者已进到“文化阶段”。我们不少近代史研究者喜欢用“当时先进的中国人”这类词汇，就最足说明时人思想观念的不一致。而生于19世纪最后几年的史家陈寅恪自诩其思想在“曾湘乡张南皮之间”，更是一个典型的具体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