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五四运动稍后，正当梁启超因欧战的残酷而对人类运用“科学”的能力提出质疑之时，梁昔日的老师康有为将其写于1905年的《物质救国论》（此书承郭熹微教授提示，特此致谢！）再次刊印出版。第一次世界大战曾使许多过去的趋新派如严复等对西方的“物质文明”失望，梁启超便因此而更注重与之对应的东方“精神文明”。康有为那时所见却相反，他特别在1919年的“后序”中说：当年成书后即“欲布发此书，时吾门人梁启超以为自由、革命、立宪足以为国，深不然之；阁置久不印刻”。而“欧战大战之效”恰证明他“凡百进化，皆以物质”的观点不误，遂刊印此书以为医国之药方。
近代以“学战”为表征的中西文化竞争到1905年时胜负已分，西方文化优越观已大体在中国士人心目中确立，尊西趋新乃成为思想界的主流。其结果，反西方者也多采用西方的方式或以西来观念为思想资源。康有为那时强调从事西人所长的物质学，所针对的主要已不是中国的守旧观念，而是西来的自由、平等、立宪、革命等政治观念（用新文化人的术语就是以西方的“物质文明”反其“精神文明”），这是全书的一大宗旨（由此益可见康的“后序”对梁启超的贬斥态度）。不过1919年的康有为久已退居中国思想言说的边缘，所以后来攻击梁启超“反科学”的胡适等新文化人便未曾注意到他们竟然有这样一个守旧的同盟者（当然也可能因康已名声不佳而不欲利用）。
《物质救国论》是康有为自戊戌出亡后游历亚欧美八年后带总结性的反思，非常值得关注（并参看康当时所著的《列国游记》）。如果可以通过“关键词”来看康的主张，则他是以“物质”（物质学、新物质学）为手段以达“救国”之目的；强调近代已是重物质竞争的“新世”，时代既变，内在的“道德”遂让位于外观之“文明”，而且评判标准也已落实在战场之上，即“兵”的胜负成为“文明之标志”。既然“各国强弱视物质之盛衰为比例”，则“欧洲中国之强弱不在道德、哲学”，战败的中国便不能不从“文明”降为“野蛮”。这样，仓廪实而知礼节的管子学说（近于法家）便有了新的时代意义，贯穿全书的是一种物质富而后可文明的观念：“以农立国”的“中国古教”虽“教化”可美，但“不开新物质则无由比欧美文物”；当时要救国、要“富强”甚至要“文明”，都不能不致力于物质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