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史上，五四运动具有某种划时代的意义，这大致是众皆认可的。对北伐前的民国而言，五四更像一个分水岭，把此前和此后的时代潮流大致区隔。
关于五四带来的变化，过去一般较多注意“个人”的淡出和“群体”的凸显（落实在“国家”、“民族”之上）。而五四前后也是西潮冲击以来中国人最愿意把自己和“世界”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当巴黎和会的结果告诉中国人，“世界”仍是一个外在的区域，尤其世界性的“公理战胜”其实并不包括中国之时，“国家”、“民族”与“世界”这些新词汇之间的关系就未必融洽，甚或可能对立了。风潮来时，最易激动的青年学生首当其冲，也是所谓现代社会的常态。
当年的学生因巴黎和会的刺激转而偏向民族主义，是一个不争的现象，但这种转变在我们的历史记忆中似太直白。其实五四带来的变化未必一致：从趋重个人到趋重群体，五四前后的确呈现出很明显的转变；但此前面向世界的趋势却仍在持续，即民族主义的兴起并未立刻导致世界主义的衰落，较明显的转变要更晚才出现。这一动向过去未受关注，部分即因历史的丰富性被忽视，使我们写出的历史都“简明扼要”得像电线杆，其实历史可能更像一棵棵鲜活的树，有主干也有枝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