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欧战结束后，许多中国读书人将其视为新纪元的开端，康有为、蔡元培和李大钊等见解不同的人都看到了世界“大同”的希望。最能“与过去之我战”的梁启超，更有非常明显的转变。他以前曾经主张世界主义是理想，而民族主义是现实，如今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梁启超在清末曾指责中国人没有国家思想，或“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或“知有一己而不知有国家”。也就是说，中国人一向重视“个人”和“世界”，而忽视其间的“国家”。如果梁启超看到的真是中国的“传统”（这与“修齐治平”的传统进程显相抵牾），则以反传统著称的新文化运动，倒呈现出明显的传统意味。那时的两大主流正是“个人”和“世界”，最有代表性的可能是当时北大学生傅斯年说的一句话：“我只承认大的方面有人类，小的方面有‘我’，是真实的。‘我’和人类中间的一切阶级，若家族、地方、国家等等，都是偶像。”
当年人所说的“阶级”，略同于今人所说的“阶段”。傅斯年的表述，或许也受梁启超的影响。梁在1912年曾说，“我国数千年教义习惯，由国家等而下之，则地方思想、宗族思想、个人思想甚发达焉；由国家等而上之，则世界思想甚发达焉”。而对处于两者“中间之一阶级曰国家者”则少有心得，故国家思想“发育濡滞，而至今未能成形”。两人所见当然也有不同，傅斯年的“中间阶级”较宽，包括了家族和地方，而梁启超却将这些都归于与个人同类的一头，特别强调“国”是最应重视的单位。
到五四时，梁启超的见解已变，主张“国家是要爱的”，但“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个人；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世界”。只要把傅斯年所说的“人类”更换为梁启超所说的“天下”或“世界”，则梁氏在清末所斥责的中国“传统”，到五四前后恰成为青年学生心目中的正面价值，并逐渐成为梁启超自己也接受和提倡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