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的是五四后的梁启超并非特例，他所说的“人类有价值的共同事业”具体即指刚成立的国际联盟，也可以说是今日联合国的前身。在巴黎和会以前，从康有为、梁启超到李大钊等具体政见相当不同的士人，都曾把国联与“世界大同”相提并论。但多数人在目睹巴黎和会的结果后已对国联所代表的理念大失所望，而廖仲恺在1920年1月1日发表《中国和世界》一文，仍在庆祝“世界大同的元旦”，他指的就是当年1月10日即将正式成立的国联。
国家主义派要角余家菊后来也回忆说，他1922年出国留学时，国人仍“醉心于世界和平”，对威尔逊在凡尔赛和会的失败，“世人终觉其为偶尔小挫，难阻进化潮”，他自己对“公理战胜”的梦想也仍在持续，要到欧洲后才观感大变：“我亲眼看见弱小民族的困苦，亲眼看见各国民性的差异，亲眼看见各国国民意识之发扬，亲眼看见各国之剑拔弩张。”于是“和平的幻想，大同的迷梦，都粉碎了”，从此走上国家主义之路。
当年很多人转向民族主义正因国联所象征的“公理战胜”对中国而言太过虚假，然而梁启超却可以原谅威尔逊，廖仲恺仍视国联为“世界大同”的开始，余家菊的回忆表明不少人分享着类似的心态。要知道梁、廖、余那时在内政方面的见解是相当不同甚或对立的，然而他们在面向世界的倾向上则表现出异曲同工的共鸣，最能表明世界主义的余波依然不弱，仍有相当的影响力（后来胡适所谓“充分世界化”的提出，才是世界主义真正衰落的表征；世界化而必须争，且须充分，表明此事已成疑问，不得不大肆鼓吹，反映出强烈的危机感）。
后来的研究者多看到五四运动后民族主义倾向增强，但当时的国家主义者则看到相反的倾向。中国的国家主义派在欧战后逐渐兴起，后来发展成为青年党。他们所说的“国家主义”，在英文就是今日一般译作“民族主义”的nationalism，无异于三民主义之一的“民族主义”。或因其视角的独特，他们都观察到中国当时面向世界的非国家主义倾向，并感觉到强大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