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因为编辑《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一书，对带有学术总结性看法的文字特别注意。近读敝友许纪霖兄为杨念群兄的《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所写的书评，在论及杨书出版的时代学术背景时认为，20世纪90年代中国史学界“风气大变，转向实证化、朴学化”，一言以蔽之，“到90年代，乾嘉传统已经无可争议地成为当代中国史学的主流”。其史学观是“相信历史是一种客观的实在，史学的使命就是通过对史料的发掘，尽可能真实地揭示这一实在”；而其具体的表现则是“史学界大大小小的主流刊物或专业刊物上，几乎是千篇一律的形式化分类或编年史框架的史学论文”。[1]这样的乾嘉传统当然已经被“现代化”了，若起乾嘉学者于地下，恐怕很难有人能识得这是他们创造的“传统”。
不过这不是我的问题所在。我感到疑惑的是，纪霖兄这样的概括性描述是否真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史学的实录。因为我自己读到的史学专著和各刊物的史学文章似乎多朝着几乎相反的方向，实在看不出多少“乾嘉”的影响。这当然可能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即对何为“乾嘉”的概念不相接近），但也应该是可以讨论的。即以杨著所属的“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而论，其中与史学沾边者便无一可说是以“乾嘉传统”为取向的（各书背面均有提示性的简介，一看便知）。
在各学术刊物的史学论文上，“非乾嘉”的特点表现得比专著更为充分。就中国史学而言，追求揭示历史上人与事的“因果关系”，是从20世纪初即开始的希望把史学弄得更“科学”的努力目标的最主要表现形式。以写论文或专著的方式来表述研究成果，也是20世纪才兴起的所谓“现代”史学研究的一个要素，最容易使人有意无意中试图把人或事表述“完整”，甚至通常还要“评价”（最后这一点在我们20世纪50—80年代的史学中特别明显）。同时，我们的历史研究者有一个倾向，即总带点“盖棺论定”的情结，希望自己的研究为某事某人“画上一个完整的句号”（这已成今日媒体的惯用套语，每一电视频道或报纸一天不说一句此语的极为少见），仿佛只有这样才具有“历史感”（其实历史上的人与事都未必有彻底的终结，其后总有强弱不同的余波，所以，我个人主张在研究历史时注重过程甚于“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