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1999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召开了“学术对话与学术规范”研讨会。2000年4月，南开大学又举办了“海外史学理论方法与中国近代史研究”座谈会。两次会议实际都侧重于“学术对话”，我在会上的发言亦然，前者主张对话要多元开放，后者强调对话的基础是了解。侧重虽不同，内容实相关。今将这两次发言整合重组为一文，删略其重复之处，题目也略作更易，然文字和意思皆依其旧（盖时值世纪更替之际，大家都有些前瞻的意思。而当时西方对中国，以及西方学界对中国学界，都不如今日那么看重）。
我是学史学的，主要研究中国近代史，以下讨论基本限制在我较熟悉的范围内。南开大学会议主办者关于“海外”这一提法甚有分寸，因为我们较多翻译西方史学著作不过是近几年的事，在“改革开放”之初，学界受到的外来影响主要是海外的华语史著。这些华语史著可见很强的西方影响，但不少也有其明显的独特性（尽管影响我们内地较多的，似乎是那些较少独特性的论著）。下面我的发言，限定在“西方”的范围内。
有一点需要略作说明，所谓“西方”也好，“国际”（在我们的言说中通常并不包括中国）也好，甚而“海外”也好，不论从时间还是空间角度看都是变量而非定量，本不应也不能一概论之，在这样简短的讨论中，为行文方便，以下仍用“西方”这一统称，但却是作为一个变量概念而使用的。
我的基本看法是，21世纪的中国史学应该是开放型的，它必须面向世界，同时也当虚其心，尽可能接纳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最后形成一种和而不同的新史学。
今日的学术已成为世界性的，且不说中国史学是世界史学的一部分，就是对中国自身历史的研究，也已成为世界的研究。这样，中外史学对话的必要性与日俱增。早在80年前，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已提出：“国民而无世界智识，其国将何以图存于世界之中？”在将临的新世纪中，中国史学的进一步走向世界，既是必然的，也是必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