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接轨”，首先意味着与国际学术研究进行真正的“对话”，这一点在实践层面其实相当不足。一个实际的问题是，在世界史学研究领域中，老实说我们的地位并不算高。这里面原因甚多，固然不能排除近日西人讲得热闹的所谓“文化霸权”的影响，但我们自己在许多方面的不够高明，大概也是不容否认的。
最简单的例证，就是拿欧美的中国史研究来与我们的外国史研究作一对比，当下可见差异有多大。实际上，在各自的文化大环境中，西方在中国与中国在西方的地位还真不可同日而语：在中国能读或说一点“蟹行文字”的学人，多少还带点韦伯所说的charisma的味道；而在西方研究中国，真是名副其实的边缘学科。在这样的语境下，我们的西方研究反而远不如西方的中国研究，的确应该深自反省。
这就出现一个两难的问题：一方面，中国已不能遗世独立，自外于“世界”；我们的史学研究尤其不可能走“闭户造车”的老路，必须“与国际接轨”。另一方面，如果真要“接轨”的话，恐怕又不得不先接受我们在世界史学论说中尚处比较边缘的地位这一事实。既然面临“文化霸权”（虽不一定是有意识的）存在的现实，要与国际学术研究进行真正的“对话”，恐怕不得不先思其所思，言其所言。
从实践层面言，由于“国际”学术界“话语权势”的实际存在，我们的研究如果不思其所思，或至少对他人之所思所言做出反应，即使在意识层面心存平等甚至对中国心存尊敬之西方学者，的确有可能对我们的研究产生不知所云的感觉。西人引用我们的史学成果，多集中于转引史料，无意中有些类似当年殖民者仅从殖民地掠取原料，但很大程度上其实因为他们确实未能看出中国学者论著之心意所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