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我们对西方主流学术的了解不足，我们不少人认知中的“西方史学”，实多误解。一个最大的误解便是以为西方史家长于理论分析，而中国史家则长于搜集史料。持这一看法的学者还不在少数，其实他们的误解还不止西方，根本包括中国在内。
今日西方中国史研究在资料建设的投入和学者利用资料的能力上，与中国学人相比，真可以说有天壤之别。例如美国学生做博士论文，通常是在全世界范围内花一年以上（有时是两三年）的时间查阅和搜集资料；而我们的史学博士生可以用于查阅资料的经费通常不足千元，连在国内选一个地方看资料都只能限制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所以西方中国史研究绝不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仅仅长于“理论”和分析，而是在资料占有上远胜过我们一般的学者。
我们千万不要只看到西方学者善于分析的长处，应注意别人写一篇论文或一本专著的时间通常比我们要长许多，使用的资料一般也更多。这里当然有所谓“硬件”方面的经费问题（如我们大学图书馆的购书经费就简直不能与西方大学相比），未必是学人之力所能及者。但经费的使用是可以有无数方向的，将主要的经费用于史料的搜集，正提示了其学术倾向之所在（在这方面我们许多人恐怕同样经不起检验，我们的“课题”经费中有多大部分是真正用于史料搜集固然人各不同，但在比例上一般不如欧美教授和学生，大约也是不争的事实）。
假如欧美学者在资料占有上常胜于我们的学者，而他们真又长于理论分析，则我们的史学还有多少竞争力呢？不过，据我的了解，这方面也有所误解。实际上，在所有的人文和社会学科之中，西方史学对“理论”的抵御既是长期的，也是最“顽固”的；前两年这一现象便曾引起美国史家的讨论，而且仍未出现史学应该更加“理论化”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