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我想补充一点的是，今日讨论学术对话者，时有预悬一个“唯一正确”的标准然后据以评判的倾向，这恐怕与“学术”本身的基本精神不甚相合。所谓“学术对话”，说到底不过是学术研究这一知识生产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学术研究的主要特点，正在于未必有什么“唯一正确”的方式或方法。黄宗羲在其《明儒学案》的“序”（改本）里曾说：“即如圣门，师、商之论交，游、夏之论教，何曾归一？终不可谓此是而彼非也。奈何今之君子，必欲出于一途……”黄氏所针对的观念，不幸一直在流传。
20世纪30年代，左派史家陈端志描绘五四后中国思想界的错综复杂说：“这里有礼教的复活，这里有佛教的追求，这里有德谟克拉西思想的憧憬，这里有法西斯蒂理论的酝酿，更有社会主义各派学说的流行。”他认为“这样形形色色光怪陆离的现象”，实是“变质的畸形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反映。[1]但杨铨的看法则反是，他稍早（1924年）就提出，“说者每以百家争鸣、群言庞杂为近代思想之诟病，不知此实思想解放后当然之结果”。孔孟一尊之时，并未能阻止佛学的侵蚀。何况“当国际交通思想自由之时，能以一派思想统一全国乎？且思想之不统一，何害于社会之进化。不特无害，且因切磋辩论而使学说有竞争精进之益。社会有选择试验之机，其进步之速，且将十百倍于统于一尊之时也”。[2]
学术与思想更不同，思想的一尊，在特定的时空中或许有助于社会的稳定；但学术则无论何时何地，只要遵循“必欲出于一途”的取向，绝对阻碍学术的发展。即使落实到学术规范层面，除了注释方式或引用成果等具体规则外，也难以用什么划一的方式来规范。而学术对话的方式方法，更可以说有无限多种，绝不能以“一途”概括之。今日学者有论及中西学术对话而好言什么“只能”者，大约便受“统于一尊”观念影响太深，养成了凡事皆欲定于一尊的思维习惯，其实最不利于对话（“统于一尊”和“对话”两个观念本身就是冲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