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前，曾对一位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朋友说，近代一段，可以六字总结，即满汉中西新旧。那是读大学本科时产生的一种朦胧感觉，年轻时不知轻重，故敢出大言而不惭。彼时我的学术自定位是研究中美关系史，这是说别人的领域，多少有些外行看热闹的味道。后来不知不觉中，自己成了“一般近代（中国）史”[1]的研究者，中美关系史反倒成了类似胡适所说的“不感兴趣的兴趣”——兴趣始终在，积累也不少，却暂无余力深入。[2]现在回看当年的信口开河，似不能说一点“史感”都没有，但更多看到紧张、冲突、对峙的一面，有些以偏概全。
大体上，凡是存在的都是有理由的。任何时代、万物万事都有其独立的“主体性”，即有其自在的意义，而不必因他人他物（对应性或关联性）的存在而有其意义。[3]然而，不论我们的目的是理解、再现还是诠释，历史上的具体现象和人、事，又大多不是一个自足的系统，很难独立地表述自己，也就不太可能被“单独”认识。要知道，“事不孤起，必有其邻”[4]；历史上的各个“事项”虽是独特的，却又并非孤立的，而是相关联的。
如果将其置于一个关联互动的架构之中，视之为与前后左右诸多人事、现象既相关又相异也相互影响的一个具象，特定的个体就成为一个更大架构的一部分，而所谓专门史也就有通史（universal history）的意义了。事物的相互关联性，多少反映着共通的一面。不过我们不必努力在每一“个别”之中去寻找“共通”（且也不一定都能找到），而更多当如阿多诺（Theodor W.Adorno）所说，“在它和别的事物的内在联系中去领会其独特个性”。[5]
这或许就是“一般近代史”的取向。我的理解，所谓一般，并非时时处处以近代时段的中国整体为关注和思考的对象；具体研究中侧重的，仍然是特定的人与事，不过更多从此人此事与他人他事的关联中去看待，既保持整体的意识，又从关联中领会特性。用过去的话说，就是知人方可论世，论世而后知人；观变可以知常，知常乃能观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