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多年的“近代中国”，乱多于治，可以说没有十年的安稳日子；与两千年“传统中国”的治多于乱、总有一千多年的安定适成鲜明对照。过去许多人爱说中国是睡狮，发展停滞，似乎不很高明。但睡狮初醒，似仍类虎落平阳，外遇强权，尚难自保；内则试图“取而代之者”此起彼伏，你方唱罢我登场。对于一般老百姓，恐怕还不如发展停滞时那样宁静。20世纪前期更是中国变化最剧烈的时段，不仅政治舞台上的新角色层出不穷，思想界其实也是新人辈出，又均未能形成持久的影响。
近代中国何以久乱而不治？一言以蔽之，就是没有一个文化、社会、思想的重心。章太炎在1918年注意到：“六七年来所见国中人物，皆暴起一时，小成即堕。”重要的是，“一国人物，未有可保五年之人，而中间主干之位遂虚”。[1]约一年后，胡适也感叹说：“十年来的人物，只有死者能保住盛名。”[2]他们两位堪称各自那一代人的翘楚，当时的文化立场颇不相同，却在大约同时注意到同样的现象。其所见虽是民初之事，揆诸后来的历史，这个现象基本是持续的。
且章、胡二氏自己，亦在此循环之中。君不见太炎说此话之时，他本人及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诸贤都还在壮年，却不得不让年少的胡适“暴得大名”。[3]的确，清末民初中国思想界的激进化，真是一日千里。从新变旧，有时不过是几年甚至几个月的事。曾开一代风气的“新党”代表梁启超，就是在很短时期内就被其追随者视为保守而摒弃，不得不反过来“跟着少年跑”。[4]
胡适就曾是梁启超的追随者，但也遗憾地指出：“有时候，我们跟他走到一点上，还想望前走，他倒打住了……我们不免感觉一点失望。”[5]以温和著称的胡适如此，激进者自不待言。而胡适不久也重蹈梁氏的覆辙。他得名后不及十年，亦旋即被一些也想西化但更年轻的新知识菁英视为“新文化运动的老少年”，已“中止其努力”了。梁叔莹责备胡适一辈说：“这些老少年们还没有做完他们前驱的工作，还没有把一班人带上了新时代的坦途上，他们便撒手不管了。”[6]其想法和思路，与胡适当年责备梁启超未尽带路之责，如出一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