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之所以久乱而不治，西潮冲击是一个主要原因。而其渊源，尚更在西潮东渐之前。龚自珍在道光年间，已指出中国本身思想文化重心由京师向山林的倾移。他在那时写的《尊隐》中，便注意到“古先册书，圣智心肝”及“人功菁英，百工魁杰”等，均已“不留京师”；于是那里的有识之士既贫且贱，而“豪杰益轻量京师，则山中之势重矣”。孔子早就说过：“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只要天下有道，士人就应出仕。而龚生此文竟名为《尊隐》，俨然影射彼时已是天下无道，故士人流向山林，致国失重心。
这样看来，中国之衰败，不待西潮冲击已经开始了。但近代更重要的思想权势转移，无疑是士人面临西潮的全方位**击，被迫做出反应，从而引出一系列文化、社会、经济、政治以及思想的大变化。就思想文化而言，中西之间的文化竞争是中外矛盾的关键。西方在文化竞争方面是有备而来，中方则是在竞争过程中才逐步认识到时人所称的“学战”的重要，故在不知不觉中被西方改变了思想方式，可以说是沿着“西学为用”的方向走上了“中学不能为体”的不归路。在失去文化立足点后，更因多层次的心态紧张步入激进化的轨道，造成思想界群龙无首、不知所趋的局面。
由于中国士人在文化竞争中的失败，西方对中国的文化渗透逐渐由中国知识人来起主要的作用。早在1891年，康有为已指出当时士人“稍知西学，则尊奉太过，而化为西人”。[10]到1895年，严复就认定所有中国学问既不能致中国于富强，也不能救中国于危亡，故通通可说是“无用”，皆应暂时“束之高阁”。[11]而且，正是严复译述的《天演论》，特别是他把进化论化约成的“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简单公式，最后说服了许多中国士人。有此理论，强力就成了最好的说服手段。既然中国屡被战败，则其文化必然低劣。中国人从以前不以成败论英雄到承认败即是劣，其价值观念已基本转到西方一边。西方在改变中国人的思想方式一点上已基本成功，西方文化优越的观念在中国士人心目中已经确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