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中国的社会重心，正是处于社会结构中心地位而居四民之首的士。由于有此重心的存在，历代由边缘人打天下后便能转换到“陛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思想权势的转移作用于社会，就产生了废科举兴学堂等教育改革。其社会学意义就是从根本上切断了“士大夫”的社会来源，使士的存在成为一个历史范畴。新教育制度培养出的只有在社会上“自由浮动”的现代知识人。士的逐渐消失和知识人社群的出现是中国近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最主要特征之一。
清季从改科考到废科举，取士的标准有一个变化的过程。19世纪最后一二十年间，科举取士的标准，已是鼓励新旧学兼通。汪康年于光绪十五年（1889）应乡试，以第三艺作骚体，不合科场程式，依旧例应不取；却因在次题《日月星辰系焉》中，能“以吸力解‘系’字，罗列最新天文家言”，被主考官认为“新旧学均有根柢”，欲以首名取，终因犯规而以第六名中式。科场程式尚不熟，竟能以高名取，可知实以“新学”中式。[28]这虽然只是一例，但民国新人物中有功名者实多，大抵为清季最后二十年间中式者，颇发人深省。同时，中国腹地的读书人，已可能因买不到“新学”书籍而竞争不过口岸的士子。[29]其结果，在趋新大潮的冲击下，科举考试已可能凭机遇而不是作文的本事，考试的公平性和所选出之人的代表性均已不及以往。
这样，清季最后十年的科举考试产生出来的近代中国最后一代社会学意义上的士，在思想上和心态上恐怕已与传统的士大不一样；反之，这一代士人与中国最早一代的知识人，其社会存在虽有根本的不同，在思想和心态方面，却每有相近之处。从这个意义上看，清季民初之时，中国的社会时段和思想时段发展并不完全同步。一般人视为势不两立的新与旧，不论在社会史意义上还是在思想史意义上，或者是在两者互动的意义上，都不是那么截然两分，毋宁说更多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