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知识人有意无意间也对其自身的边缘化做出了“贡献”。在尊西崇新的过程中，当知识人将传统学问的载体“士”挤到了社会的边缘时，他们实际上促成了整个读书人的边缘化。如果说在整个社会体系中存在着读书人的边缘化的话，在读书人群体之中还有很不一样的两个社群：一是更加边缘化的遗存之“士”，一是正在兴起的边缘知识人。现代知识人比士当然要新，新兴知识人与遗留的士两者之间如果出现竞争，通常是前者取胜。但在整个社会的地位，近现代社会中知识人却明显不如当年的士了。士为四民之首意味着士在社会上扮演领导角色，四民社会解体后，知识人因其浮动性和边缘化，却未能完全接替这一社会的领导角色，于是出现中间主干之位空虚的现象。
同样，科举制的社会功用并不止于教育。它在整个传统中国社会结构中起着重要的联系和中介作用。但是，清季人在改革和废除科举制时基本只考虑到其教育功用并试图加以弥补。科举制的其他社会功用，有些是非常重要的，基本不在时人考虑之中，自然也谈不上填补，但其社会后果却是长远的。
中国历史上科举考试最高一层即在京城，同时更于京师设大学、太学、国子监、翰林院等，并集中了相当数量的职业“言官”。这些制度，在不同程度上起着思想的社会聚合作用。结果使京师不仅为政治中心，同样也是全国性的思想言说中心，士人的思想多以京师为依归。龚自珍以为，京师的重要，很大程度上即在其能聚集古今典籍，供天下有心人观览，故此游士云集，人文荟萃。换言之，京师的地位，正在其能为天下思想中心并能吸引天下有识之士。[56]
在龚生眼里，帝王和士人间显然有一种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互动关系。双方既相互依托，又实存竞争。由于士人是“四民之聪明喜议论者也。身心闲暇，饱暖无为，则留心古今而好议论”。故对“人主之举动措置，一代之所以为号令者，俱大不便”。所以，历代帝王在京师广置乐籍，也是为了以声色“箝塞天下之游士”。[57]但帝王需要集多士于京师参政议政是很明显的。唐太宗谓天下英雄尽入彀中，其实也不无此意。到京师不能为思想言说中心，即政治中心与言说中心两分时，多半已是乱世而非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