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先谦半属自强或洋务运动时代之人，从光绪初年起，他长期主张加强海军、对外通商而内兴工艺；始终强调强国在富，富靠工商，特别要中国学习引进西方的器物工艺，以建立自身的工艺与外国竞争，从而抵抗西方的“经济侵略”（他未用此词）。盖“中土工艺不兴，终无自立之日”。但他与所谓洋务派观念也有所区别，而认为发展工业是军事的基础，反对“言制造以火器为先，而工政与军政不辨”的观念。[12]
当时包括张之洞在内的维新派的基本思路是：甲午一战表明仅仅学习西洋的工艺已不足以救国，亦即以注重“制造”为标志的自强运动已被证明为“失败”，则注重学习工艺的取向不是中国正确的选择。所以张明确提出西学中“西艺非要，西政为要”。[13]但王先谦则认为不是学习工艺的取向有问题，而是根本没有把西方的工艺学到手。换言之，注重“制造”的取向并不错，错在贯彻得不够深入彻底。甲午战败也并不证明以前建设海军的错误，只表明海军建设得不够。特别是战后几年竟不再加强海防，正在于没有弄清列强并非仅仅“志在通商”，其实别有他图这一要害。[14]
王先谦素主变法，他到民国时仍指出：晚清“外患纷乘，群思变法，可谓有大顺之机矣”；可惜清廷“任非其人”，方法也不对，终致覆亡。盖“政不一端，安民而已。未有民本安而行一政以使其不安者”。如果“必吐弃一切政令，事事效法西人，以为如是则自强；恐强之效不章，而安之象已失”。实际上，中国之所以“纷纭廿年，一无所得，即师法泰西成效章著之日本，懵不知亦趋亦步”；即在于自己号称“事事考求西法，兼能自出新意”。随意变革西法以见自出之“新意”，结果是连西法也学不到手，反生破坏的效果，这才是最可怕的。[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