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戊戌变法前后的湖南新旧之争，最早的著述，开始于当事人梁启超在戊戌政变当年的记述。[3]而有些迷思（myth），也就起源于梁。近几十年来，学界对此已有相当数量的论著刊布。这些论著多数发表在六七十年代，近年也仍有颇具分量的文章。[4]百年的研究澄清了不少史实（特别是黄彰健的研究，对新政和新旧之争的史实逐日重建，有可能时更尽量厘清同一天内事件发生的先后，其严格的态度颇值取法），对理解这一事件打下了较好的基础。近年又有一些新的史料刊布，这个题目本身也还大有探讨的余地。
实际上，过去已发表的资料仍未得到充分的利用，这部分因为多数研究者都带有明显的先入为主的倾向。[5]其一个表现是大量依据当事人如梁启超和熊希龄当时争辩的文字，而较少加以必要的甄别。如熊希龄说：梁启超初来时王先谦等均甚热情，而叶德辉与梁交往尤多。这大致属实，盖先参与新政而后来转成旧派的士绅如王先谦曾任国子监祭酒、龙湛霖曾任刑部侍郎、汤聘珍曾任山东布政使，且年辈亦高；唯叶始中进士数年，官不过吏部主事，与梁年辈最为接近。但熊说叶要他的学生从梁学《公羊》，则最多不过是叶的客气话，更有可能是熊兴之所至的发挥；与叶平日观念，全不相符。[6]稍作甄别，当知不足据。而这几句话因对叶形象不利，恰为人引用最多。
另一个特点则是非常关注激进的死难者如谭嗣同和唐才常，却较少注意即使在新派一边却不那么激进的陈宝箴、黄遵宪、徐仁铸、熊希龄等，而对实际参与新政甚力的陈三立、皮锡瑞、蒋德钧和欧阳中鹄等更基本忽视。这一倾向直接导致关于新政和新旧之争最为详尽的史料，即已摘选刊发的《皮锡瑞日记》，却几乎最少得到使用（黄彰健除外）。而旧派方面在当时即已积累的大量资料，更是除了摘取其有助于说明新政的一些字句外，对其自身的观念和言论，几乎都是以点到为止的方式偶尔摘引（且大家所引都是差不多的几句），余则较少理会。[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