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9月，《青年杂志》刊行，陈独秀在《社告》中明言：“国势凌夷，道衰学弊。后来责任，端在青年。本志之作，盖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他进而提出：“今后时会，一举一措，皆有世界关系。我国青年，虽处蛰伏研求之时，然不可不放眼以观世界。”[24]这就确立了刊物的两个主要倾向，一是面向青年，一是面向世界。同时也明确了该刊的宗旨，就是要从“道”和“学”这样的基本层面着手。该刊第一期除了国内外“大事记”栏，基本不及政治。陈独秀并在“通信”中申明：“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批评时政，非其旨也。”[25]
那时的中国并非风平浪静，正发生着辛亥鼎革以来的政治大变。1915年12月，袁世凯称帝。1916年春，袁世凯放弃帝制，不久去世。与帝制的短暂重现同时，还出现了所谓“再造共和”的武装局面。这些名副其实的“国家大事”，此后一两年间的《新青年》均未曾正式议论（仍仅在“国内大事”栏述及），确实体现了无意“批评时政”的办刊意向。对中国面临的问题，陈独秀正探索着某种更为深远的最后解决。
在该刊第一篇文章中，陈独秀即希望“新鲜活泼之青年”能“自觉而奋斗”。所谓自觉，是“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而自视不可卑”；不应像很多人那样，年龄是青年，而身体和脑神经已进入老年。至于奋斗，则是“奋其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视之若仇敌，若洪水猛兽，而不可与为邻，而不为其菌毒所传染”。[26]一年后刊物更名《新青年》时，他更借机辨析说，“新青年”不仅要从生理上和心理上区别于“老者壮者”，也要有别于那些身心接近老者壮者的“旧青年”。[27]
基本上，新刊物仍在贯彻陈独秀此前关于“爱国心”与“自觉心”的论旨。陈独秀强调，只有“敏于自觉勇于奋斗”的少数青年以“自度度人”自任，然后中国“社会庶几有清宁之日”。在士人以天下为己任的时代，“澄清天下”本是他们的责任，如今陈独秀基本把这一责任转移到少数“新青年”身上了。为此他提出六个努力的方向，即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28]同期杂志还刊发了高一涵的《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29]进一步把“国”与“民”的关系落实到新的“共和国”与“青年”之上，并强调后者的“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