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民初并非世无英雄的时代。此前影响最大的康有为、梁启超等虽仍努力于思想界，却如余英时师所指出的，“以思想影响而言，他们显然都已进入‘功成身退’的阶段”。一个日新月异的时代，通常也是推陈出新的时代。从立言者角度看，胡适那时即因填补了中国思想界一段空白而“暴得大名”。[48]从追随者角度看，康、梁的许多追随者或也随时代之日新而“功成身退”，另一些或未能跟上时代而被推出了第一线。由于听众的缩减，立言者即使努力，也只能在有限的范围里继续其典范地位。
陈独秀在反驳康有为时曾指出，在中国这样宗教信仰相对薄弱的社会，需有“高尚纯洁之人物为之模范”，以构成“社会之中枢”。康氏曾是“吾国之耆宿、社会之中枢”，在民初却面临着是否能继续“为小子后生之模范”的危机。[49]这几乎就是昔年追随者的挑战宣言，康有为之所以未能跟上日新月异的时代，很大程度上正因“小子后生”的不再拥戴，终被昔日的康党陈独秀所取代。[50]
胡适在1918年即注意到这一重要转折，他曾说，那时的上海大舞台就像中国的“缩本模型”，在台上支撑场面的，“没有一个不是二十年前的旧古董”。但他也看到了时代的变化：二十年前，是叶德辉等人在“骂康有为太新”；二十年后，是陈独秀等在“骂康有为太旧”。这就是中国二十年来的“大进步”。[51]
简言之，陈独秀既因发出了时代的声音而引起瞩目，在立言方面占得了先机；又因关注到社会变迁的新兴群体而赢得了大量追随者（“五四”运动后学生的兴起进一步确立了《新青年》的地位）；更因倡导从国家向国民、从政治到文化的转向，而起到开风气的作用。故闻其名的范围迅速扩大，终形成全国性的影响。他与胡适一起，很快取代康、梁，成为代表时代的标志性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