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的事实表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接受白话小说者只是特定的一部分人。他们中许多是从林译文言小说的读者群中转过来的，有的更成了后来的作者（如巴金）。另一些大约也基本是向往新潮流或走向“上层社会”的知识青年，如鲁迅所曾见的以带着体温的铜元来买新小说的学生。[39]
新文学作品的实际读者群，就是处于大众与菁英之间的边缘读书人，主要是年轻人。前引陈独秀所说“中国近来产业发达，人口集中，白话文完全是应这个需要而发生而存在的”一段话，余师英时已用来对新文化运动的社会基础进行了简明的考察分析。[40]若仔细观察，陈独秀所说白话文的社会背景，实际上就是指谓那些向往变成菁英的城镇边缘知识青年。[41]以白话文运动为核心的文学革命，无疑适应了这些介于上层读书人和不识字者之间、但又想上升到菁英层次的边缘读书人的需要。
像孔子一样，胡适希望能够向学的人都有走进上等社会的机会，所以他特别注重教育与社会需求的关联。他刚从美国回来时就注意到：“如今中学堂毕业的人才，高又高不得，低又低不得，竟成了一种无能的游民。这都由于学校里所教的功课，和社会上的需要毫无关涉。”[42]且不管胡适所说的原因是否对，他的确抓住了城市社会对此类中学生的需要有限这个关键。而高低都不合适，正是边缘知识人两难窘境的鲜明写照。
自己也从基层奋斗到上层的胡适，非常理解那种希望得到社会承认的心态。他后来说：“小孩子学一种文字，是为他们长大时用的；他们若知道社会的‘上等人’全瞧不起那种文字，全不用那种文字来著书立说，也不用那种文字来求功名富贵，他们决不肯去学，他们学了就永远走不进‘上等’社会了！”[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