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两个最基本的口号科学与民主在“五四运动”之后各曾有过一场较大的争论，即1923年的科学与人生观（玄学）之争和北伐成功之后关于“人权”的论争以及“九一八”之后的民主与独裁之争。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这两次争论可以说是后“五四”时期中国思想界对“五四”基本理念的反思；而且这一反思基本是在尊西趋新派阵营中进行（较少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真正“保守”派或正脱除西方影响的章太炎等人便几乎不曾关注这些争论），其中包括不少新文化运动领衔人物，较能反映同一批人在时代转变后对原有基本理念的重新检讨。[2]
科学与人生观之争过去一直受到学界关注，近年海峡两岸的少壮学人对此相当重视，新论不少。[3]但除30年代的著述外，从思想界自身反省的角度进行观察的似不多见。[4]同时，近几十年为多数人常规使用的“科学主义”概念是否准确表述了“五四”新文化人心目中“科学”的真义，即其是否是一个有效的诠释工具，也还有讨论的余地。
尽管有众多研究在前，论战本身的史实重建似仍不够充分，有时一些看似细微的具体过程其实提示着这一论战非常重要的特征和意义。就目前我已接触到的材料看，稍全面的史实重建绝非一文的常规篇幅所能涵盖，故对有些既存研究论述较少的面相，如从清季起中国士人已在关注的科学与“文学”（其义略近于今日人文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大家都认为如此严肃重要的论战为何以相当轻率随意的方式表述（此最足揭示“五四”人心态中一些隐伏但相当关键的因素）、“五四”后“赛先生”实际落实到整理国故和史学（而非数理化和工业技术）之上，以及这次论战是在怎样的语境中进行和这一语境在多大程度上及怎样影响了论战本身等，均只能另文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