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上，“五四运动”一发生，很多人就感觉到其划时代的意义。前引恽代英所说“自从‘五四’运动以来”是几年后的事，而黄日葵在1920年初就一则说“自从‘五四’运动以后”，再则说“自从‘五四’之后”；那时距学生运动不过几个月，他却明显感觉到什么都不一样了，就连外国也“上自一党的党务，下至个人的事业”，都在这一年开始之时，“陡然呈活泼泼的现象”。[60]外国是否真有那些变化且不论（恐怕更多是黄氏自己心里动，所以看着外界也陡然活泼），这样的心态却很能体现不少人心目中“五四”带来的即时变化。
学生辈对当下的感觉似更敏锐，罗家伦对那几年的“分期”就颇为细致，以为“欧战以后，中国才发生‘批评的精神’；‘五四’以后，中国才发生‘革命的精神’”。而“要救中国，就靠在这两种精神上”。[61]若中国的“革命精神”始自“五四”，则其言外之意，不过十多年前的辛亥鼎革，便算不上“革命”，或只是一次没有“精神”的革命。也许是民国二三年后国人对“尝试共和”的失望太强烈[62]，致使青年读书人在记忆中抹去了不久前的武力革命；更可能的是，一个兼具批评和革命精神的“五四运动”之所以能出现，已反衬出此前的革命即使存在也几乎是有等于无。
老师辈关于“五四”的历史对比，则多直指向辛亥革命前后。陶履恭就说，清末也有学生运动，但“学生运动成了弥漫全国的‘精神唤醒’，总要算是在‘新思潮’发生已后。他的诞生日，就是民国八年五月四日”。[63]沈仲九则提出，清末“改革的事业都是由地方而中央”，那时北京学生的表现“是不及各省的”。“五四”就不一样了，“北京的学界，居然为全国新思想的发源地。因为有新思想，于是遂有‘五四运动’的事实，这是北京学生进步的表现”。而且，清末学生“也有做革命事业的”，但“都是离了学生的地位”的“个人行动”；“五四”时的学生，则是“用学生的资格，大家联合起来，去做关系国家社会的事业”。其意虽不在革命，倒更像是“学生造反”。[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