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就是雾月18日政变的社会意义以及这个日子全部重要性的根源。显贵们的统治开始了。在很长时期内它将不再会受到挑战。由于“民族”和“祖国”这两个概念仿佛包含了一切可能性，因此在1789年初显得格外革命。但它们在不断缩小并变得僵化，现在已经被限制在产业的范围内。国家的结构和社会结构同时发生变化。波拿巴继承督政府的事业，改善机构，加强国家的权威。但是他并未改变其性质。显贵们认为国家是为尊重他们的法律，维护他们的秩序而建立的，如同是保护他们特权的壁垒。在这个意义上，雾月18日政变使他们最终踏下心来。而这个进程从热月9日和牧月就开始了。
显然，波拿巴使雾月分子们的打算落了空。他扼杀了自由，甚至连资产阶级的自由也未能幸免，并建立了他个人的政权。但我们也不能过分夸张这一点。在这个领域里也一样，尽管波拿巴具有个性力量，但延续性只是在表面上中断了。实际上，自从革命投入战争以来，这个进程就开始了。早在1792年1月，罗伯斯庇尔就预见到这一点。内外战争连绵不断，资产阶级因为害怕社会民主而抛弃民众的支持，这必然会促使有产者的共和国在自由的门面下逐渐加强行政机构的权力。督政府紧抓行政权不放，从不顾忌违背宪法。它使用伪善的强力手段和诉诸**裸的自行加聘来改变选举结果。与此同时，它也真心实意地进行改革和整顿。波拿巴生性喜欢统治别人，他大权在握以使其行之有效。他使一种自己无法中断的进程加速发展。执政府传奇般的辉煌成就不能抹杀督政府事业的全部光辉，而且这两个时期是紧密相关的。
为了享有实现稳定的功劳，波拿巴不久就宣称：革命结束了。革命从1795年春和牧月悲惨的日子起就告终结。从那时起，资产阶级在接连不断的幌子（其本质始终如一）掩盖下，寻找自己的平衡点。无论热月党、督政们或雾月分子，其目标都是把资产阶级社会与政治成果最终肯定下来。波拿巴向他们保证既不复辟王政，也不恢复共和二年的民主制度，从而实现了显贵们的愿望。他使贵族与资产阶级秩序，教会与新国家重归于好，实践了1789年的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