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群体暴力与社会关系——革命群众（1789—1795年）[1]
对这些投身革命的群众，我们很有必要认识他们。历史学家并没有忽视他们，大家都强调他们作用的重要性，没有他们，革命就不能成功。但是，不管赞同还是反对，他们都是从“上面”，高高在上地看待这些群众，致使革命群众成为一种脱离实体而抽象的、善与恶的化身。
早在革命初期，英国历史学家伯克在他的《关于法国革命的感想》（1791年）里就认为，1789年10月闯进凡尔赛宫的群众只是一群“凶狠的野蛮人，残暴的杀人犯”，而那些押送王室回到巴黎的妇女则是“以最卑鄙和堕落的女人形象出现在地狱里的泼妇”。大约1个世纪以后，在泰纳的《现代法国的起源》（1875年）一书里，斥责和咒骂的词语更为丰富。在他的笔下，被1789年“大恐惧”煽起造反的农民是“走私犯、私盐贩子、偷猎者、流浪汉、乞丐、惯犯”。7月14日的巴黎人是“浮上来的社会渣滓……首都仿佛落到了最低贱的平民和强盗的手里……衣衫褴褛的流浪汉，有的几乎赤身**，大部分人像野人一样青面獠牙，煞是吓人”。1789年10月向凡尔赛进军的妇女是“娼妓……加上洗衣妇、乞丐、光脚的女人以及花钱雇来的下贱女人”。1792年8月10日推翻了王朝的起义者“几乎都是最低贱的平民，或是从事最卑鄙职业的、嗜血成性的、污秽地方的打手和走狗”。总之，革命人民是“在紫红色地毯上打滚的一头畜牲”。泰纳是在1871年巴黎公社冲击下写这本书的，社会恐惧使他发出这些咒骂。这种史学传统并未中断，无论马德兰或加克索特的著作都是如此。
与此相反，米什莱和坚持共和传统的史学家却认为，革命群众具有人民的各种美德。恶的化身巴士底狱是被善的化身人民的力量推倒的。米什莱写道：“巴士底狱……投降了，内疚使它心慌意乱，使它发疯，从而丧失理智”；是“人民，全体人民”战胜了它。是人民解决了1789年9月的危机：“只有人民找到了救急的药方，他们去寻找国王”。革命群众的基本成员——妇女被恢复名誉，并受到赞扬。“人民之中最具有人民性的，我指的是最本能、最有灵感的，肯定是妇女。”米什莱在书的结尾写道：“所有的法国革命史到目前为止都是以君王为主体撰写的，有的以路易十六为主，有的以罗伯斯庇尔为主。而这部法国革命史则是第一部共和史。它摧毁了偶像和神。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它只有一个英雄：人民。”路易·勃朗的《法国革命史》（1847—1862年）远没有如此高昂的热情，但它也属于同类。奥拉尔的《法国革命政治史》（1901年）也是如此。他是一位激进的大学教授，重视史实，文体简练。他说：“整个巴黎都奋起了，它武装起来攻占了巴士底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