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边讨论了近代四川学术的兴起及其与全国范围内学术典范转移的关联，这在学术界多被视为近代“蜀学”勃兴之相。不过，“蜀学”在实际上是否自成一格是一回事，蜀人有未自觉意识到“蜀学”的存在并将其作为一种追求目标是另一回事，后者自然要以前者为基础（倘本无学而自认有学，实可笑），并对前者产生实际的影响，但仍是一独立问题，而这又是和近代四川地方认同的兴起分不开的。
这要再次回到清代四川作为一个移民社会的特征上。如前所述，移民及其后裔通常会在社会层面上经过一个由分到合、在心理层面上经过一个由保持强烈的原乡记忆到转向对新家乡的认同（但未必排斥原乡感）的过程。不过，这涉及集体心态的问题，过程持续既久，标准相对模糊，又很难划分出明确的阶段性标志，非常难以把握；同时，四川地域辽阔，对于不同地区乃至具体的个人（包括叙述者和记录者）来说，答案也存在着很大差异。一般说来，大多数移民后裔都自居为一个“四川人”，大约已到了光绪时期甚至是清季民初了（参看第一章）。从这一角度看，近代蜀学概念的流变，也可以视为这一心态在学术文化上的体现。
对地方文献的整理是清代四川地方认同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步骤和体现。李调元已经鉴于“川中书少”，开始整理乡梓文献，编有《蜀碑记》、《蜀碑记补》等著作。[78]嘉庆初，朱遐唐购得明人杨慎（1488—1559）所编《全蜀艺文志》一书稿本，加以校对，付梓刊行，距此书成稿已257年（自明嘉靖辛丑至清嘉庆丁巳）。此后，经安岳谭言蔼、绵竹唐张友、犍为张汝杰、金堂陈一津等人整理后重刊。光绪三十一年，安岳邹兰生又一次将其整理印行。值得注意的是，应邀为此书作序的广西全州俞廷举（曾任四川定水知县）云：“李穆堂曰：凡能拾人遗文残稿，而代存之者，功德当与哺弃儿、埋枯骨同。夫以本地之文献，本地之人，尤当爱惜而表章之”。历史名人之书自可流传，“若迁客骚人、隐逸缁黄辈，名位未著人间，其所作零星碎锦，片羽只光，必附青云乃显者，不得是刻，不几湮没弗传乎？噫，亦幸矣！使升庵诸公闻之，固未有不鼓掌称快者。然蜀之贤士大夫多矣，百余年来，何以任其湮没，不闻续刻于前，而必俟我遐唐，始得重刻一新？噫，亦甚危矣！使升庵诸公闻之，又未有不喟然叹者乎！”[79]此书的整理刻印是与四川地方社会、文化重建的进程相吻合的。事实上，首次将此书整理出版的朱遐唐只是曾在蜀为官（曾任四川永宁知县）、寓居蜀地的湖北江陵人，而参与此书后来整理重刻工作的便都是川人了，其中如谭言蔼还是移民后裔。这种“本地之人”表彰“本地之文献”的过程，折射出四川士人对蜀地认同感的增强。